發(fā)布時間：2022-03-21 11:07:4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關于中國夢的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概念隱喻 《紅樓夢》 顏色詞 英譯策略
《紅樓夢》是漢Z典籍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之一，堪稱為一部中華文明的百科全書。它內涵豐富，包含了大量的美學和文化信息，顏色詞在其中出現頻繁，從人物的服飾、容貌到自然環(huán)境的描寫，甚至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動都應用到了顏色詞。《紅樓夢》顏色詞的隱喻解讀、英譯策略如何，有沒有一定的規(guī)律性。
本文以《紅樓夢》顏色詞的英譯文本及其原文為對比、分析對象，從隱喻的視角對《紅樓夢》顏色詞英譯過程中的隱喻解讀及采取的英譯策略進行研究，分析語言表層背后深層次的隱喻文化認知信息、隱喻發(fā)生的語境、存在的動機與作品的創(chuàng)作意圖等，同時探討英譯過程中的具體處理與轉換，尋找翻譯規(guī)律，探析譯者在漢語典籍顏色詞英譯過程中應遵循的原則與及采取的策略。
一.《紅樓夢》顏色詞英譯研究概述
20世紀80年代，《紅樓夢》的全譯本面世，即1986年英國漢學家David Hawkes和John Minford合作完成的全譯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此后對于《紅樓夢》英譯的研究逐漸發(fā)展起來。
文軍、任艷在《國內英譯研究回眸（1979―2010）》[1]中將《紅樓夢》英譯研究分為總體研究（文化英譯、譯本研究和英譯事業(yè)）及部分研究（詞語英譯、詩詞英譯、修辭英譯、文化現象英譯 、對話英譯、稱謂英譯、名稱英譯、篇章回目英譯、片段英譯、典故英譯、句子英譯、對聯英譯、人物形象英譯、器物英譯及燈謎英譯），其中詞語英譯共133篇，占《紅樓夢》英譯研究論文總數的17%，是所有研究主題中比例最高的，而《紅樓夢》顏色詞英譯研究方面的論文僅占6篇。
另一方面，通過CNKI計量可視化分析檢索結果顯示，從1984年截至今日，國內學者們關于《紅樓夢》顏色詞的研究論文總數已達到1673篇，這顯示出了顏色詞，作為漢語詞匯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有“近代漢語典范”之稱的《紅樓夢》研究中的重要性，而與之對應的，從1984年至今，《紅樓夢》顏色詞英譯研究相關論文卻僅有平均每年不到3篇的總量，卻未能充分將本土學者對《紅樓夢》顏色詞豐碩的研究成果應用到《紅樓夢》的外譯事業(yè)中去。
本文擬以國內本土學者對《紅樓夢》顏色詞的相關研究成果為基礎，從隱喻的理論視角探討《紅樓夢》英譯本在英譯過程中如何解讀這些顏色詞背后的隱喻以及傳達過程中所采取的英譯策略，發(fā)掘漢語典籍英譯規(guī)律，探索漢語典籍向外譯介的啟示意義。
二.概念隱喻理論的框架與意義
在“Metaphors We Live By”[2]中，Lakoff和Johnson（1980：3）提出了一個重要理論，研究隱喻在組織我們的概念系統時所發(fā)揮的的認知作用?！半[喻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不僅存在于語言中，更是存在于思想和行動中?！币簿褪钦f，隱喻被認為是人類在對世界感知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思維與行為。
根據Lakoff和Johnson（1980：5）[2]，隱喻的本質是“以另一種方式來理解和體驗一種事物”。諸如此類的討論將隱喻從一種語言形式提升到一種思維形式。在他們看來，概念隱喻是從源域到目標域的跨域映射。換句話說，通過源域的知識和經驗來描述相對抽象的目標域。
與此同時，Lakoff和Johnson還關注為什么我們的日常概念是以一種方式而不是另一種方式組織而成，為什么概念隱喻能夠將約定俗成的概念隱喻式地闡述出來。在概念隱喻的理論框架中，我們認為，當說話者感知到語境異常，同時與約定俗成的概念產生對照時，隱喻就會被識別。這種對隱喻表達的識別觸發(fā)了自身隱喻機制的闡釋，它所觸發(fā)的對語義的映射便獲得了即時隱喻意義。
在“Brent Berlin & Paul Kay.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3]中，Brent Berlin和Paul Kay（1991：104）采取了98種語言的樣本，通過大量考證對其進行比較研究，概括出了11種基本顏色詞語：黑（black）、白（white）、紅（red）、綠（green）、黃（yellow）、藍（blue）、棕（brown）、紫（purple）、橙（orange）、粉（pink）、灰（gray）。同時Berlin和Kay還認為著十一種基本顏色詞普遍存在于各種語言里?；绢伾~的普遍性原則說明了人類對客觀世界中的色彩所具有的認知能力具有同一性，而且不受個人語言差別的影響。這表明了在不同語言交流中，顏色詞的語義存在著對應關系。
正如曹莉亞教授在《顏色詞計量研究》[4]中所說，“《紅樓夢》中顏色詞使用精準且富創(chuàng)造性，其種類之多、頻率之高、范圍之廣、數量之大，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中無出其右者?！倍拍铍[喻理論恰恰是研究《紅樓夢》顏色詞英譯中認知過程最適合的理論工具。
三.從隱喻視角看《紅樓夢》顏色詞英譯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文從概念隱喻理論的視角探討《紅樓夢》在英譯過程中如何解讀這些顏色詞背后的隱喻以及傳達過程中所采取的英譯策略是非常必要的。下面具體從兩個方面探索《紅樓夢》霍克斯英譯本中譯者對于《紅樓夢》顏色詞英譯過程中隱喻的解讀，同時深入探析在這一解讀基礎上《紅樓夢》顏色詞的英譯機制。
1.《紅樓夢》顏色詞隱喻同一性
盡管人與人之間因地域、歷史、文化等原因產生了這樣那樣的差異，但在眾多的文化形態(tài)中，人們的隱喻認知都建立在同樣的機制上，即利用具體事物來表現所要表達的某些抽象概念。人類的語言存在同一性，而“語言的普遍性是認知普遍性的子集”，人類的認知也存在同一性?；艨怂箤Α都t樓夢》大部分顏色詞的英譯過程都是基于其隱喻同一性?，F舉例如下：
例句1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保ǖ谒氖嘶兀5]
“I've been through all the ones marked with red circles，” said Caltrop.[6]
例句2入泥憐潔白（第五十回）[5]
On mud and dirt its pure white flakes fall down[6]
例句3大家打開看時，原硐荒誄淖嘔⑽平?、锦上抵皇{紗。（第九十二回）[5]
The three men gathered round as it was opened. On its lining of tiger-brocade lay a length of blue gauze-like material，many times folded.[6]
上述幾個例句中，“紅”對應“red”、“綠”對應“green”、“白”對應“white”、“藍”對應“blue”，譯者之所以能夠直接從目標語中找到對應的顏色詞，都是基于這些顏色詞具有隱喻同一性。
2.《紅樓夢》顏色詞隱喻差異性
介于人類的共性，人類的認知也存在共性。而另一方面，由于地域差異、文化歷史發(fā)展也存在差異，導致不同地區(qū)國家社群的人對外部世界所產生的概念也有不同的認知。在《紅樓夢》顏色詞的隱喻中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情感與文化認知根源。
（1）情感差異
人類往往能夠通過他人臉色上的變化來感知對方的喜怒哀樂。比如喜悅、激動、羞臊時，大量血液就會涌向面部，使之呈現紅色甚至紫色。而懼怕、焦慮、憂郁時則呈白色?！都t樓夢》中譯者會常常將某些顏色詞用目標語背后所代表的情感認知來表達。如：
例句1這傻大姐聽了，反嚇得白了臉，說：“再不敢了?！保ǖ谄呤兀5]
Simple turned pale with fright.“No， no， I won't.”[6]
在該例句中，譯者選擇了“pale”一詞在這里隱喻了原文中“白”所代表的情感―由于對所聽到話而產生的恐懼。
例句2 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在鳳姐身背后，只望著平兒，殺雞兒抹脖子的使眼色兒，求他遮蓋。（第二十一回）[5]
Jia Lian turned pale with fright. #2He grimaced piteously at Patience from behind Xi-feng's back， and drawing a finger across his throat，silently entreated her to keep her discovery hidden.[6]
此句中，同上一句的原文一樣，人因害怕恐懼而體現在臉色的顏色，在漢語的語言認知體驗中為“黃白之色”，而在英語語言認知體驗中，這就是驚嚇、恐懼的情感，因此譯者仍然選擇了“pale”一詞。
（2）文化認知根源差異
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人們對顏色詞的認知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這就要求譯者在翻譯《紅樓夢》顏色詞的時候，需要將其隱喻的深層文化認知翻譯出來，使目標讀者能夠感知到原文深層次的涵義。例如：
例句1 這里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第六十四回）[5]
Everything had now been taken care of. All that remained was for Jia Lian to name the day. The calendar was consulted and the third of the sixth month， which was just beginning， was found to be the earliest auspicious day. On that day， it was decided， Er-jie should be received as a bride in her new home.[6]
例句2 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第一回）[5]
But when he sent a servant to invite him over， the servant brought back word from the temple as follows： “The monk says that Mr Jia set out for the capital at five o'clock this morning， sir. He says he left a message to pass on to you. He said to tell you， ‘A scholar should not concern himself with almanacs， but should act as the situation demands，’ and he said there wasn't time to say good-bye.”[6]
黃道吉日[7]根源于中國傳統歷法“黃歷”（萬年歷），指的是諸事皆宜的日子。黃歷中以十二神煞 “青龍、天德、玉堂、司命、明堂、金匱”（十二值日中的“除、危、定、執(zhí)、成、開”也屬黃道日）稱為六黃道，每當這黃道六神值日之時，便諸事皆宜、不避兇忌，即為“黃道吉日”。
如何將“黃”中所隱喻的中國人獨特的文化認知翻譯出來？譯者選擇了直接取其義甚至是表義而舍掉背后繁復的解釋，直接譯為“auspicious”及“almanacs”，畢竟這些繁復的解釋可能會使目標讀者因在理解上產生的巨大困難而失去閱讀的興趣，但也正因為未對其做信息補償導致其背后所隱喻的深層文化認知丟失了。
參考文獻
[1]文軍，任艷.國內《紅樓夢》英譯研究回眸（1979―2010）[J].中國外語.2012（01）
[2]Lakoff，G.&M.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3，5
[3]Brent Berlin & Paul Kay. Basic Color Terms：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M].California：CSLI Publications，1991.104
[4]曹莉亞.《紅樓夢》顏色詞計量研究[D].蘇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I
[5]曹雪芹、高鶚.紅樓夢[M].外文出版社，2003.
[6]Cao Xueqin. The Story of Stone[Z].trans. Hawkes D.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1973.
[7]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Z〕.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571.
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實踐與理論研究之路，幾近一個世紀，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從整體上來看，中國現代音樂的理論研究是相對滯后于創(chuàng)作實踐的，并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乃至價值認定②。近年來，全國各大音樂學院紛紛成立了側重點略有不同，但都以中國現當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為任務的“中心”，這標志著中國現代音樂在創(chuàng)作實踐經過相當長的歷史發(fā)展階段之后，開始了對這一歷史進程進行更加全面、更加系統、更加深入、更加理性的理論研究新時期。武漢音樂學院中國現代音樂研究中心也正是順應這一歷史潮流而成立的，并在成立之初就明確把成功舉辦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作為中心2005年度的最重要工作。
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的辦會思路，首先是為全國的作曲技術理論同行們搭建一個寬闊的研究中國現代音樂的平臺，形成團隊優(yōu)勢，促進隊伍發(fā)展，提高理論水平，促進創(chuàng)作實踐；第二，有計劃、有步驟地邀請國內外重要的華人作曲家，在年會期間舉辦與音樂創(chuàng)作實踐密切關聯的講座，并與理論家及其理論研究形成直接與間接互動；第三，主辦單位武漢音樂學院與中心管理單位作曲系也希望通過年會的舉辦，有力地促進本院、本系的音樂創(chuàng)作與理論研究水平；第四，之所以命名為年會，表達了主辦單位與中國現代音樂研究中心希望能夠以長期不懈的形式，腳踏實地往前走的理想。
基于此，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確定了“正式代表的論文宣講”、“嘉賓作曲家的主題講座”、“特邀代表的自由論壇”以及“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教師新作品音樂會”、“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本科學生室內樂作品音樂會”等主要內容。
12月3日晚，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在武漢音樂學院編鐘音樂廳舉行了隆重的開幕式。會議齊聚了眾多知名的作曲家、理論家，全國各音樂學院和多所藝術學院、師范大學、綜合大學的近百名代表，以及《人民音樂》《黃鐘》《長江日報》《湖北日報》、湖北衛(wèi)視等媒體的編輯記者。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兼中國現代音樂研究中心主任錢仁平宣布會議開幕。武漢音樂學院劉永平副院長主持開幕式，并宣讀了作曲界前輩羅忠先生、朱踐耳先生的賀辭。武漢音樂學院彭志敏副院長代表主辦單位向大會致辭。他代表東道主熱烈歡迎與會代表的到來，并強調這次會議是在積極調研、充分協商、廣泛征求同行的意見，并結合各方面條件和自身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提出了關于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這樣一個課題，選定了在第一次全國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會召開20周年這樣一個有意義的時間，并利用武漢音樂學院地處中部的地理優(yōu)勢，為全國同行提供一個交流的平臺。武漢音樂學院前副院長匡學飛教授作為20年前第一次中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會的發(fā)起人之一也發(fā)表了講話，并對會議的召開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還宣讀了武漢音樂學院前院長趙德義教授從海外發(fā)來的賀電。上海音樂學院徐孟東副院長代表各兄弟院校，向大會致辭，并預祝會議成功。大會還收到了星海音樂學院院長唐永葆博士、著名作曲家張千一博士以及中國音樂學院、西安音樂學院、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等兄弟單位的賀電。開幕式的最后，由武漢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楊鋒教授、天津音樂學院院長姚盛昌教授、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徐孟東教授，為武漢音樂學院“中國現代音樂研究中心”揭牌。開幕式之后舉行了“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教師新作品音樂會”。該場音樂會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其中不少作品為國際首演，也不乏近年在國際、國內獲獎的優(yōu)秀作品。曲目主要有劉健教授的《半坡的月圓之夜》――新笛、小堂鼓與八個音箱的十重奏和《風的回聲》――為十六支中國大竹笛而作；黃汛舫教授的無伴奏女聲合唱《工尺譜游戲》；青年教師羅林卡創(chuàng)作的無伴奏女聲合唱《夜歌》；丁冰創(chuàng)作的《涉江序列變奏曲》――為兩把大提琴而作；章瓊創(chuàng)作的弦樂四重奏《華嚴?觀瀾》；馮堅創(chuàng)作的《Soul.Wind》――為人聲與計算機而作；青年作曲家趙曦創(chuàng)作的《火天堂》――為小提琴與樂隊而作。本場音樂會由作曲系留美指揮博士周進老師與2002級指揮專業(yè)本科學生黃勝華擔任指揮，武漢音樂學院管弦系、民樂系、聲樂系、演藝學院的師生等演出。
12月4日上午，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年會“論文宣講”部分，在武漢音樂學院濱江校區(qū)學術會議中心舉行。武漢音樂學院中國現代音樂研究中心在大會召開之前印刷、裝訂了《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論文集》（責任編輯：錢仁平、張、黃茜、劉涓涓），并分發(fā)給參會代表。論文宣講第一場由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張大龍教授與上海音樂學院作曲指揮系副主任尹明五教授主持。武漢音樂學院鄭英烈教授首先發(fā)言，他生動地介紹了他與羅忠先生的結交以及共同深入學術研究的過程，并為年會呈獻了珍貴的《羅忠書信集》。藝術學院的李詩原副教授就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的研究現狀及研究方向作了相關發(fā)言。宣講論文的有上海音樂學院王瑞的《羅忠現代復調思維研究》、吳春福的《數以載樂，智以言情――析賈達群〈時間的對位〉結構手法》、中央音樂學院王桂升的《中西合璧，人樂合一――董立強為長笛、單簧管、中提琴而作的〈合〉之分析》、山東藝術學院田文的《從全息角度探究〈土樓回響〉和聲運用的規(guī)律性》、沈陽音樂學院周凌宇的《中西音樂素材及作曲技法結合的新型交響樂――楊立青的交響敘事詩〈烏江恨〉的創(chuàng)作分析》、中國音樂學院徐文正的《金湘〈第一弦樂四重奏〉分析》、竹崗的《新的挑戰(zhàn)，新的收獲――簡析〈水賦三疊〉》等。
12月4日下午舉行了第二場論文宣講。本場論文宣講由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王寧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姜萬通副教授主持。王寧教授首先宣讀了中國音樂學院對大會的賀信。先后宣講的論文有武漢音樂學院張的《“微縮圖”式的引子及其“庫資源意義”――黃汛舫〈工尺譜游戲〉音樂分析》，劉涓涓的《線形化的表現手法――羅忠藝術歌曲〈鷓鴣天――彩綢殷情捧玉鐘〉JV56分析》，倪軍的《1985年以來的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文獻綜述》，中國音樂學院溫展力的《樂譜的解放――“具體樂譜音樂”的引論》，武漢音樂學院云的《從三部作品來看劉健音樂創(chuàng)作中的電子音樂思維》，西安音樂學院陳士森的《〈二人臺〉全音階素材的運用方式》，大連大學蔣興忠的《無調性音樂作品中和聲的整體控制作用――析羅忠〈鋼琴曲三首〉之〈托卡塔〉》，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蔡夢的《李煥之新時期的器樂創(chuàng)作及其藝術特色》，武漢音樂學院錢仁平的《宏復調織體形態(tài)及其結構功能――何訓田〈聲音的圖案〉之三音樂分析》等。
12月4日晚，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本科學生室內樂作品音樂會在編鐘音樂廳舉行，參加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的專家學者們與廣大觀眾一起饒有興趣地聽取了這場音樂會。音樂會演出的作品有王葉的鋼琴三重奏《京調托卡塔》、蔡建純的男高音與鋼琴《夜雨寄北》、姚娟的雙大提琴《五度二重奏》、孫劍的嗩吶與四聲道的五重奏《破陣圖》、劉丁的弦樂四重奏《我的詩篇》、王剛、張兢兢的《無序之槌》――為打擊樂與Max程序而作、周亮的《狂野的Boggie》――小提琴與鋼琴、彭丹的《魅影》――為大提琴與計算機而作、何苗的鋼琴五重奏《弦舞》。
12月4日晚21時，剛聽完“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本科學生室內樂作品音樂會”的全國各音樂學院的作曲系主任又齊聚一堂，召開了由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發(fā)起的“第一屆全國音樂學院作曲系系主任聯席會”。參會者有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上海音樂學院作曲指揮系副主任尹明五、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工程系副主任陳強斌、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王寧、沈陽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曹家韻、四川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宋名筑、星海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房曉敏、天津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顧之勉、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張大龍、副主任蔡夢以及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錢仁平。與會的系主任各抒己見，對全國音樂學院作曲系的作曲主科以及和聲、曲式、復調、配器“四大件”的教學大綱、教學內容、教學形式、考試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設性的理念與構想。大家還就各音樂學院作曲系師生之間的學術交流、資源共享等問題進行了磋商。第一屆全國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聯席會最后決定，第二屆聯席會將于2006年10月在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舉行。
12月5日上午，年會之“嘉賓作曲家主題講座”暨武漢音樂學院“新世紀音樂論壇”第四期、第五期在編鐘音樂廳相繼“開壇論道”！首先登上論壇的是作曲家、中央音樂學院郭文景教授。他的題目是《交響詩〈川崖懸葬〉――為兩架鋼琴與管弦樂隊而作――的音高組織》。郭文景首先簡要回顧了這首作品的選題原因及其創(chuàng)作動機，隨后從和聲、調式和音階三個方面對《川崖懸葬》的音高組織進行了詳細的闡釋。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徐孟東的論題是《上海音樂學院作曲家群體近年來的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綜述》。他首先論述了上海對于中國現代音樂發(fā)生、發(fā)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接著對上海音樂學院作曲家群體近年來在創(chuàng)作觀念、技法方面的思考、變化與突破，進行了簡略論述。他指出上海音樂學院作曲家群體回歸了“海派”音樂文化的特征，并統一匯入上海的城市精神――海納百川――的潮流之中。他還進一步指出，上海音樂學院作曲家群體創(chuàng)作的現代音樂，在觀念層面上體現出“復合風格”。各種現代技法為我所用，創(chuàng)作了大量各具特色的中國現代音樂作品。他們在創(chuàng)作音樂的過程中，力圖創(chuàng)作的音樂保持中國音樂的“神韻”，在作品中又運用了大量的現代音樂作曲技法，形成“民族性與世界性”的交融，并逐漸形成自己的創(chuàng)作風格。隨后，他還對何訓田的室內樂《聲音的圖案》、賈達群《蜀韻》、尹明五的舞劇音樂《憶》、他自己的《驚夢》以及葉國輝的《聲音的六個瞬間》、朱世瑞的合唱作品《草》、陳強斌的《飛歌》進行了簡要分析。
12月5日下午，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舉行了第三場論文宣講。本場論文宣講由天津音樂學院作曲系副主任顧之勉副教授、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工程系副主任陳強斌副教授、藝術學院李詩源博士主持。先后宣講的論文有中央音樂學院婁文利的《瞿小松室內歌劇〈命若琴弦〉中塑造人物的手法》，武漢音樂學院田可文的《讀〈月的悲吟〉》、鄭思的《比例音集的形成及其宏復調形態(tài)的計算機模擬》、汪森的《關于現代音樂的本體論思考》，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馮蘭芳、盧璐的發(fā)言，西安音樂學院夏滟洲的《現代音樂還是應該建立在可聽的基礎之上》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姜萬通的《音樂創(chuàng)作中的系統性特征》等。
12月4日上午舉行了由特邀代表輪流發(fā)言的“自由論壇”。論壇由中國現代音樂研究專家、第一次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會發(fā)起人之一、首都師范大學王安國教授主持。中國音樂學院高為杰教授首先就音樂創(chuàng)作如何做到“雅俗共賞”這個議題和大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他認為作曲家既要能創(chuàng)作出精深高雅的“雅”音樂，又要能創(chuàng)作出面向大眾的“俗”音樂，要能把雅文化與俗文化更好地結合起來。他以皮亞佐拉的“新探戈”為例進行了論述。接著他還給大家播放了自己早年用臺灣城市民謠創(chuàng)作的樂曲，這部作品中“夾雜”了《流浪者之歌》《瑤族長鼓舞》《劍之舞》等曲調，但在配器上運用了獨特的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手法，給聽眾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也達到了雅俗共賞的目的。高為杰教授最后指出，實際上要達到雅俗共賞是十分困難的，要求作曲家有很深的作曲理論功底、豐富的生活經驗以及深厚的文化修養(yǎng)。中國音樂學院李西安教授呼吁教師們在教學中應該不拘一格培養(yǎng)人才，并建議將包括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在內的現代音樂課程納入音樂院校的教學體系中去，以便讓同學們對現代音樂有更全面的認識與了解。天津音樂學院院長姚盛昌教授就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中如何做到“得心應手”、“得手應心”與“心手相應”，作了發(fā)言。金湘、房曉敏、張大龍、楊青、曹家韻、宋名筑、鄭英烈、劉健等分別就如何面對和解決作曲教學、理論研究、音樂創(chuàng)作中所存在的不足與問題，各抒己見、暢所欲言。
12月4日上午，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由“自由論壇”不間斷地過渡到簡短的閉幕式。彭志敏副院長代表主辦單位講話，他指出這次會議的成功召開，對中國現代音樂今后的發(fā)展，將起到積極和深遠的影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他歡迎各位專家學者繼續(xù)傳經送寶，共同推動中國現代音樂的發(fā)展。會議最后，主持人王安國教授發(fā)表了感情深厚的結束語，對武漢音樂學院長期以來致力于現代音樂、中國現代音樂的創(chuàng)作與研究，及其對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與研究的發(fā)展所起到的促進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代表與會代表對武漢音樂學院的富有成效的會務工作表示了衷心感謝。
讓我們共同努力，為中國現代音樂的創(chuàng)作實踐與理論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做出新的應有的貢獻。
①魏廷格《武漢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會綜述》，《中國音樂學》1986年第2期；李曦微《新音樂的思索》，《中國音樂學》1986年第2期；汪申申、劉健、周晉民《新時代呼喚著新的音樂》，《人民音樂》1986年第3期；李詩源《新潮音樂備忘錄――1979-1999年的中國大陸現代音樂》，武漢音樂學院中國現代音樂研究中心編《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年會論文集》，武漢音樂學院2005年12月油印等相關文獻。
【關鍵詞】高職院校學生特點 中國夢的實現 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方式
把實現中國夢融入高職院校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當中，根據其具體情況采取相應的教育策略，使理想引導實踐更好地發(fā)揮其職業(yè)技能。
一、高職院校學生《中國夢》實現的意義
中國夢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夢，確立了自己的夢想也有利于推動自身的提高和進步。中華民族能夠繁榮與富強，基于我們每個人的努力，如今高職學生的增加，越來越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對學習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增強了學習的積極性，把學會的知識轉化為自身的能力，應用在學習生活中。高職學生中國夢的實現也是緊跟了時代的步伐，與時俱進，樹立了更為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對教育方式的思考和探討，也有利與提高教師本身的教學水平，更為吸引學生。每個學生朝著自己的理想與目標前進，在學校中形成良好的氛圍。更好地掌握和運用學到的技能，畢業(yè)后在工作中更好的發(fā)揮自身的作用。在實現中國夢的推動下，實現自己的理想。
二、高職院校學生的具體情況及培養(yǎng)目標
教育的理念是“以人為本”，因此，在探討其教育策略之前應該先總結一下現今高職院校學生的特點，在此基礎上再進行因材施教。高職院校的學生對于枯燥乏味書本知識不能接受和理解，而對于注重實用和動手能力方面的技能很感興趣?？荚嚨某煽兣c正規(guī)院校學生相比有一定差距，基礎知識掌握不牢，學習方法不科學，效率低下。因為成績的不理想而對自己缺乏信心，缺少遠大的目標，甚至會有自暴自棄的傾向，對未來缺少長遠的考慮和計劃。對于學校的說服教育并不會認同和接受。
但是，高職院校的學生也有著他們獨特的，別人所不具備的能力和閃光點。在各項活動中都會看到他們踴躍的身影。腦筋靈活思維開闊，涉獵的范圍比較廣，更容易接受新的教學方式。比較情緒化，對于感興趣的事情接受的比較快。想法更為實際腳踏實地，以工作和就業(yè)為導向。
高職教育以培養(yǎng)社會發(fā)展與要的實用型人才為目標，以高職教育為平臺，為他們提供展現自我，走入社會、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注重實踐的高級技術人才，更注重實踐及動手操作能力。畢業(yè)后直接面向企業(yè)輸送人才。
三、《中國夢》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實現的教育策略
每個人的努力，才是我們更好的實現中國夢的根本動力。從高職學生的情況和特點，總結出了以下觀點。
1.不斷地對學生進行關于中國夢的教育和指導，滲透在點點滴滴的教育之中
老師教導學生的方式方法，也要靈活、生動、有趣，學生就會更樂于接受并掌握。要引導學生注重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不要空泛地談中國夢，國家的繁榮與富強也依賴于每個人的奮斗與努力。朝著自己心中的目的地，不斷地前行推進。讓同學認清當下學好技能，掌握好本領，才是以后實現自己的夢想，為社會發(fā)展作貢獻的根本。
文化對人的影響滲透在學習、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無意識中我們就接受了某種文化。在學校中多多的宣傳中國夢這一思想，不斷地去引導學生。讓每個學生都懷揣自己的夢想，致力于當下的學習中。
2.加入到有關中國夢的各活動中，通過自己的體驗得到更為令人銘記的重要意義
開展征集論文活動，使其加深理解。開展各項公益服務活動，通過自己的一份力量使我們的社會更加美好，增強其社會責任感的同時，也會讓他們了解到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是實現中國夢的基礎。
3.提高教師隊伍整體素質，加強溝通，提高教學質量
教師隊伍也要提高自身的素質和水平。在每日的授課過程中，找到學生容易理解接受的方式教育學生。多與學生及其家長談話，了解學生的心中所，想更好的開導教育學生走向正確的道路。
結語
在加強中國夢建設的今天，如果把偉大的中國夢看成一個大整體，那么我們每一個人的夢想都是這個大整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高職院校的學生們，在中國夢這個大集體中更更是占據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為了推動中國夢的實現，作為思想道德教育者的我們，更是要結合我們學生的文化基礎及性格特點，經常總結分析我們的教育方法，多多與學生進行交流，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以調節(jié)我們的思想道德教育計劃，從而推動中國夢更好的進行，為中國夢的早日實現貢獻出自己應有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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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媒；改革；“語法問題”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
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2008年底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舉行。年會共收到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美國雪城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等海內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選論文或摘要55篇。年會以“變革與傳播：中國傳媒三十年”為主題，旨在回顧30年來的傳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會議主要從新聞學的內在規(guī)律出發(fā)，對改革進程中遇到的傳媒體制、國際環(huán)境、消費文化等“語法問題”進行檢視。為迎接2009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八十周年院慶，年會特設了“研究•視域•變遷”等專場，省察了傳媒改革進程中新聞傳播研究的進展以及新聞傳播學科體系的形成與發(fā)展。
一、自由與法制：傳媒體制改革的重要主題
“新聞自由和新聞立法是研究新聞改革最重要的主題?！保▽O旭培，2008）本次年會再次強調了傳媒體制改革過程中自由與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闡發(fā)了現有體制下傳媒表達的困境，并在此基礎上思考了推進傳媒體制改革的方法。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孫旭培教授作了主題演講。他認為，如今改革達到新的階段，要再次重申新聞立法，以此來漸進地實現更大程度的新聞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報》2008年11月3日的評論：“應加快新聞領域立法工作，繼續(xù)完善與新聞工作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為做好新聞工作、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提供法律保障?！保ㄈA清，2008）他認為，這預示著新聞立法將是今后進一步推進新聞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孫旭培，2008）
在此基礎上，孫旭培教授提出了從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聞改革的13個研究議題：新聞自由權的具體研究、新聞自由的維度和尺度、宣傳本位與報道本位、社會穩(wěn)定與意見多元、新聞法治與社會效益、突發(fā)事件與新聞自由度、第二第三國際與新聞自由、清末與民國兩個時期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急進還是漸進、媒介批評的法律規(guī)定、憲法中的言論出版自由與媒體創(chuàng)辦、新聞評議會制度、對新聞自由的法律救濟。他希望與會研究生秉承專業(yè)精神，能對以上議題規(guī)范地進行學術研究。（孫旭培，2008）
華中科技大學博士生盧家銀、崔明伍（2008）在入選論文《新聞媒體在利益表達中的困境》中，通過分析新聞媒體在公眾利益表達過程中遭遇的困境，為新聞立法提供了現實論證。他們認為，新聞媒體在現有體制下既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這在部分利益沖突的情況下將造成“喉舌”之困――媒體究竟應遵照政府的宣傳策略，還是應該直接表達民意。同時，市場也干預著傳媒的表達。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況下，需要首先建立解決言論糾紛的憲法訴訟制度，為公眾利益表達提供司法保障；同時，建立公眾媒體等各類媒體，將多元利益在傳媒中分割開來，以保障每一方的表達權利。
復旦大學碩士生陰良（2008）也對當下傳媒表達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與盧家銀、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陰良選取外國媒體駐華記者這一特殊的群體進行研究，訪談了16個來自不同國家、媒體的外國駐華記者，發(fā)現外國駐華媒體受到更復雜的社會控制；同時，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傳媒”，因此，在組織、行業(yè)、社會這三個層面外，還特別強調了個體層面的因素，提出了“傘兵記者”（parachute journalists）與長期駐華記者（resident journalist）這兩種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個體認知差異，并最終影響記者的表達。
清華大學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提出了可供國內參考的依據“線”和“非線”這兩種不同服務性質來區(qū)分內容規(guī)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歐盟新媒體內容規(guī)制政策的演進過程，闡述了《視聽媒體服務指令》出臺過程中公共利益與產業(yè)利益的沖突，以及統一監(jiān)管與分層監(jiān)管規(guī)制原則的確立。文章指出，歐盟的“規(guī)制模式的探索無疑是超前的，其效果還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實施中來評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體的內容規(guī)制也是我國政府公共政策和傳媒業(yè)面臨的重要課題，因此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二、開放與霸權：傳媒全球化進程的現狀分析
傳媒改革的進程與國家的開放程度是緊密聯系的。30年來，中國媒體的國際環(huán)境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在奧運會、世博會等“焦點時刻”，中國傳媒應該如何把握機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會入選論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讀的中國研究生撰寫的文章。文章通過介紹、闡述、分析海外媒體，直接或間接地揭示了中國媒體當下的國際環(huán)境。
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碩士生侯靜慧、馬瑜晶（2008）對1978年至2006年《紐約時報》關于中國報道進行了內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層抽樣的方法，“年份”為抽樣“層”（strata），每層中隨機抽取10篇新聞報道，得樣本290篇。研究用GDP和進出口總額來測量經濟實力，其乘積作為自變量；報道量（quantity）與報道效價（valence）作為因變量。研究發(fā)現：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報道的數量顯著增加，而其中負面報道的比重也隨之增大。結合霸權理論，研究認為這種負面報道增多的現象是因為西方國家的權力階級需要綜合利用大眾媒介中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各類信息，以求保證民眾的思想與現有社會秩序達到一致，即實現“媒介霸權”（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碩士生畢佳穎（2008），結合美國互聯網的政治表現，分析了“個體內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對政治的多元影響。文章認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國霸權以一種柔化的方式得到強化）”，即將“媒介霸權”隱藏在個體政治背后，通過技術控制以加強自身的權威性。文章對中國互聯網的發(fā)展趨勢進行了展望，中國會不會走“美國道路”，互聯網的發(fā)展會對目前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產生怎樣的影響，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實踐中給出解答。
同樣關注霸權問題的還有同濟大學的碩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國、英國、加拿大、俄羅斯、澳大利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不同國家地區(qū)的10種有代表性的英文報刊雜志關于2000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愛知世博會(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國上海世博會(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籌備情況的報道，比較了報道側重點的不同：西方主流媒體報道上海世博會時，側重于宏觀的經濟與產業(yè)、商業(yè)的報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題的負面報道，幾乎沒有文化和科技領域的報道，而對愛知和漢諾威世博會的報道則有顯著差異。與侯靜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積極應對西方“媒介霸權”、改善國家媒介形象的傳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議題、綜合運用多媒體、整合傳播模式等。
北京大學碩士生劉暢與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生鄭宇鈞，以《筑夢2008》為個案，從修辭學角度研究了紀錄片跨國界意義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奧運的紀錄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價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質中尋求一個平衡點，這個平衡點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現“全球化了的”本土與“本土化了”的全球，以達到跨國界的意義共享。（劉暢 鄭宇鈞，2008）文章分別從本體修辭、積極修辭、非常規(guī)修辭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體的表現形式，為中國今后的紀錄片制作提供可參考的發(fā)展方向。
復旦大學碩士生呂芳雅（2008）運用戰(zhàn)略管理和產業(yè)經濟學的理論對中國電影產業(yè)如何“走出去”進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萊塢模式與日韓模式等可借鑒的運營模式，對今后中國電影產業(yè)的發(fā)展提出了幾點建議：關注泛亞市場，而不單是西方市場；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發(fā)行渠道；進行制度調整，等等。
三、商業(yè)化與大眾化：傳媒文化觀念的變遷
《文化癥候與文學期刊的影視趣味》（周根紅，2008），闡述了純文學期刊《收獲》1990-2008的歷史演變。隨著《收獲》逐漸成為影視文化風尚的引領者，并推出了關于影視明星的《一個人的電影》專欄，周根紅認為，《收獲》已逐漸失去純文學理念，成為大眾文化生產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通過生產影視文學與大眾傳媒緊密勾連。作者對“影像霸權”的形成表示了憂慮，并表達了對純文學期刊原有的獨立性與先鋒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現：“適時而現”的鏗鏘玫瑰》（褚悅聞，2008）探索了商業(yè)化與高度社會性別化的話語機制對中國女足媒介再現的影響。研究運用內容分析的方法，對奧運年2004年1月-9月間267天《東方體育日報》的報道篇數、照片數量、頭版報道等相關參數進行統計，發(fā)現：在沒有重大賽事的情況下，女足再現為“玫瑰”；而涉及奧運盛事，女足則彰顯“鏗鏘”，被賦予男足未能擔負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艱苦環(huán)境中奮力進取的風貌受到媒介的反復強化。文章分析了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彈性的、分層的、有目標的媒介再現，是媒介以爭取收視率的新聞娛樂模式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現的女性，乃適應商品化的、被重新社會化的、被再創(chuàng)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別是一種社會范疇，體育活動的社會性別化，區(qū)隔并規(guī)定了女性氣質和霸權的男性氣質特征的客體和行為；團體性的體育項目承擔起了建構民族認同的文化意義。
在商業(yè)化環(huán)境下，受眾的消費習慣和認知觀念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商業(yè)化媒體的定位轉變。清華大學碩士生李華穎（2008）對消費者購買暢銷書的原因進行了問卷調查?；谥X價值理論與計劃行為理論調整和修正過的模型，研究發(fā)現：知覺品質越高，主觀規(guī)范越高，知覺行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購買暢銷書；而知覺犧牲并未起到較大的影響力。因此，作者認為，暢銷書作為大眾文化的產物，不易因消費者成本影響人的購買行為，“暢銷”本身對書本的功能、品質或品牌等的肯定讓消費者不計太多代價地購買。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來暢銷書定位與定價的發(fā)展趨勢。
在年會的新聞沙龍環(huán)節(jié)，同一話題在網絡傳媒領域中也得到了討論。《從中國老年網站的建設看虛擬社區(qū)的發(fā)展――以中國的老小孩網站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吳歡，通過對“老小孩”網站的個案研究，探討了商業(yè)網站通過共建成員的精神認同獲得商業(yè)收益的方式。吳歡特別強調了成員的個體認同與社區(qū)認同之間的互動、網下社區(qū)和網上社區(qū)的相互支持。她認為，虛擬社區(qū)，尤其是老年群體的虛擬社區(qū)不可能脫離現實世界，要通過與現實社區(qū)相互作用，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吳歡，2008）老小孩網站創(chuàng)辦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師張志安博士介紹了“老小孩”的運營方式，也指出了通過上網給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創(chuàng)辦理念。
四、繼承與創(chuàng)新：新聞傳播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
傳媒改革從“語詞革命”向“語法革命”轉變，為新聞傳播學理論創(chuàng)新提供了新的內容。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題演講中，他以研究生的學術研究為視角，總結了30年傳媒改革帶來的新聞學科的發(fā)展。他強調，研究生群體的學術研究與我國新聞傳播理論的發(fā)展是高度一致的，從老一輩的學科領軍人闡發(fā)新聞學基本原理、建構新聞學理論框架、走出新聞史學研究新路徑，到80年代繼往開來的中堅提升新聞學科的科學性，再到90年代開拓學科新領域，到新世紀夯實基礎理論、開創(chuàng)新媒體研究，研究生群體始終積極參與了新聞學科改革與發(fā)展的歷程，積累了豐厚的學術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過程中，要注意構建新聞傳播學理論體系，產出更多標志性成果，廣泛開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傳播學本土化之路，培育新聞傳播學大師和新聞傳播學中國學派，研制中長期（2009－2020）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規(guī)劃。（童兵，2008）
復旦大學碩士生滕育棟（2008），則從微觀層面著手，思考了30年來新聞思想的轉變。他以《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為切入點，通過考察1978年以來公開出版的新聞史著作對其描述、評價話語的變遷，揭示了三種不同的新聞史著寫作方式：服從宣傳需要的歷史寫作，突出文獻新聞學理意義的寫作，作為新聞改革歷史基礎的寫作，闡發(fā)了其背后的新聞思想。作者強調了新聞理論的發(fā)展在中國新聞史的寫作中的推動作用，認為中國新聞史的寫作能為我國新聞理論的發(fā)展提供許多寶貴的思想資源，希望更多的人回歸到新聞史研究中。
蘇州大學碩士生張震（2008）梳理了30年學界對于新聞客觀性的看法變遷。從新聞客觀性的來源、內涵、主觀態(tài)度、宏觀操作方式、微觀操作方式等角度進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議題與趨勢。南京大學碩士生溫海玲（2008）對1988-2007年組織傳播研究論文進行了歷時性分析，根據其研究走向：“學科介紹原理闡釋應用分析學科建設”分析了每一時段的歷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強組織傳播學科建設的想法。蘭州大學碩士生華汝國（2008）綜述2005-2007年我國網絡傳播研究情況，歸納了其中所體現的研究熱點及形成的重要觀點，并進行了評價。
此外，本屆年會論文還對往屆年會的學術成果進行了繼承與創(chuàng)新。本屆年會入選論文《瘦身減肥廣告中性別因素對第三人效應的影響》（梁靜、黃艷姍、艾依璇，2008）與上屆年會入選論文《不同媒介素養(yǎng)的大學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榮、馬、王祥穎，2007）同樣是對“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側重有所不同。上屆論文的主要價值在于將媒介素養(yǎng)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測量出不同媒介素養(yǎng)的大學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異。而梁靜等人將媒介素養(yǎng)中的廣告關注度作為中介變量，用以詮釋性別因素與第三人效應之間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是對上屆論文研究的深化與補充。
注釋：
[1]語法革命，是指“在現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變的情況下，通過規(guī)則的改變、關系的改變以及制度、機制、運動模式、盈利模式、與受眾關系、技術要素層面的改變，形成新的發(fā)展機會”。（喻國明，2008）對于傳媒改革而言，要從要素擴增到結構重組、規(guī)則改變和發(fā)展模式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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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提高我國的醫(yī)療衛(wèi)生保健水平，推動研究成果的轉化，我國科學家們廣泛開展相關的醫(yī)學研究。他們孜孜以求，不懈探索和創(chuàng)新，以現代生物醫(yī)學研究的新方法和新技術，結合中醫(yī)藥的理論實踐，研究神經相關疾病的中西醫(yī)防治新途徑。
南京中醫(yī)藥大學神經疾病中醫(yī)藥防治重點實驗室，正是這樣一個致力于將鮮明的中醫(yī)藥特色，與現代生物醫(yī)藥研究元素創(chuàng)新結合，致力于打造中西醫(yī)兼?zhèn)涞纳窠浖膊⊙芯繖C構。在唐宗湘教授、黃熙教授、王福順教授、貢岳松教授、朱靜教授、閆麗萍研究員等中西醫(yī)專家的參與和引領下，實驗室著眼于建立起中醫(yī)藥研究的創(chuàng)新平臺（包括新技術和新方法），通過3-5年的努力創(chuàng)造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研成果，以提高未來中國在生物醫(yī)學領域特別是中醫(yī)藥對神經系統疾病防治的國際競爭力。
志同道合 逐夢神經疾病科研創(chuàng)新
科研和實驗室的靈魂在于人才。南京中醫(yī)藥大學神經疾病中醫(yī)藥防治重點實驗室，之所以不斷前行，正是因為集聚了一群學有所長、志同道合的科研逐夢者。
作為實驗室主任，唐宗湘教授有著深厚的科研積淀。他是近五年來多項美國NIH基金、HHMI基金和其他一些美國基金項目的主要參與者；從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引進到南京中醫(yī)藥大學后，是江蘇省首屆特聘教授，也是江蘇省創(chuàng)新人才、江蘇省“青藍工程”優(yōu)秀科技創(chuàng)新團隊學科帶頭人和江蘇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層次人才A類，并獲得多項國家自然基金、海外及港澳學者合作研究基金江蘇省自然基金資助。
2011年，唐宗湘教授在海外留學工作多年后只身回國，希望帶著自己半生的醫(yī)學研究積累，為中國醫(yī)學貢獻一份力量，并開啟了其在南京中醫(yī)藥大學神經疾病中醫(yī)藥防治重點實驗室“科研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征程。
和唐宗湘教授一起前行的，還有一群有相同志向，在各自細分領域有著相當影響力的專家。他們中西互補，哿ν心，朝著創(chuàng)建一流的中西醫(yī)兼?zhèn)涞纳窠浖膊⊙芯繖C構而攜手并進。
其中，方向帶頭人黃熙教授，是一位主任醫(yī)師，也是一位中西醫(yī)結合專家，具有很強的中醫(yī)和西醫(yī)背景，獲國自8項，發(fā)表百余篇論文含中醫(yī)SCI論文35篇，他引近千篇次。2001與2011年，黃熙教授分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與湖南省科技進步一等獎，分獲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2001）、總后科技銀星（2002）和首屆湖南省醫(yī)學領軍人才，是一位實力派的科研專家。
王福順教授，2002年獲得中山大學博士W位后，先后在美國新澤西大學醫(yī)學院做博士后、羅徹斯特大學助理教授，2012年全職回國，受聘江蘇省特聘教授，現為南京中醫(yī)藥大學教授。主要從事星形膠質細胞對大腦功能的調節(jié)研究。在這期間，有許多成果發(fā)表在國際上十分有影響力的雜志上，包括在影響因子很高的 Cell Stem Cell，和Nature Medicine。
貢岳松教授，也有著豐富的科研積淀，先后就讀于南京中醫(yī)藥大學、中國藥科大學、中國醫(yī)學科學院、和美國Northwestern University；歷任美國Northwestern University、美國Drexel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和南京中醫(yī)藥大學 Research Scientist、首席研究員或教授等職務，主要研究老年性神經疾病及中醫(yī)藥防治。
團隊最年輕的朱靜教授，大學畢業(yè)后就留學美國，先后在美國辛辛那提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和接受博士后訓練，2015年受聘江蘇省特聘教授后加入該團隊。主要研究領域： 神經疾病藥物、新型輪烷藥物載體。近年來在從事研究領域的國際主流期刊上發(fā)表SCI論文10篇，其中第一作者/通訊作者SCI論文8篇以及獲得專利6項。
閆麗萍研究員是一位從事針灸鎮(zhèn)痛的一位專家，長期站在科研和教學第一線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她的研究方向為“電針干預神經病理性痛中樞敏化的機制研究”，并取得了諸多創(chuàng)新性研究成果。
唐宗湘教授表示，正是聚集了這么多優(yōu)秀的專業(yè)人才，南京中醫(yī)藥大學神經疾病中醫(yī)藥防治重點實驗室才能將生物醫(yī)藥的新技術和中醫(yī)院的理論實踐不斷融合創(chuàng)新，逐漸在業(yè)界“嶄露頭角”，并朝著當初設立的目標前行。
攻堅克難 探尋神經疾病的中醫(yī)藥防治途徑
在神經學領域，一系列關于痛和癢的問題一直困擾著醫(yī)學科研工作者。專攻“痛癢”難題的唐宗湘教授，在美國期間就已經開始疼痛和瘙癢形成的機制研究了，并取得了系列開創(chuàng)性成果，在生物醫(yī)學研究領域中重要期刊（如：Cell， Nature Neuroscience等）發(fā)表了幾十篇研究論文。
回國后，唐宗湘教授便開始組建團隊，帶領實驗室的科研人員依舊選擇挑戰(zhàn)疼痛和瘙癢頑癥，并以中醫(yī)藥防治為研究目標，充分利用實驗室不同學科背景專家的實踐經驗和專業(yè)知識，展開了將現代“疼痛”和“癢”研究的最新成果應用到傳統中醫(yī)藥鎮(zhèn)痛和止癢的研究工作，用以闡釋中醫(yī)藥鎮(zhèn)痛和止癢的機制。
圍繞“疼痛”和“癢”研究的內容，唐宗湘從不同側面開展“疼痛”和“癢”產生的細胞分子機制、中醫(yī)藥鎮(zhèn)痛止癢研究?；A研究是應用研究的基礎，成果的轉化和應用是科學研究的目標。在一系列基礎研究的基礎上，唐宗湘教授已經開始尋找與疼痛和瘙癢密切相關的應用研究。近年來，他花了大量時間熟悉中醫(yī)藥在鎮(zhèn)痛和止癢中的作用，并出版了相關的著作。他希望在中醫(yī)藥鎮(zhèn)痛止癢方面能夠找到較好的方法和途徑，在國家非常重視中醫(yī)藥發(fā)展的有利形勢下，順勢而為，利用好中醫(yī)藥的寶庫，為疼痛和瘙癢患者尋找新的福音。
黃熙教授多年來一直致力于中醫(yī)肝藏象相關疾病、中醫(yī)腦病、中西醫(yī)結合基礎與臨床、中藥藥理等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對抑郁共病肝郁證的腦平滑肌軸機理展開了研究。他先后提出證明證治藥動學假說，首次闡明代表方劑療效的藥效成分，首次提出/驗證疏肝-抗抑郁促動力假說與應激-腦腸軸紊亂的腦腸共享調節(jié)分子。
抑郁癥又稱抑郁障礙，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征，是一種典型的神經相關疾病。實驗室王福順教授的研究正是以抑郁癥的中醫(yī)藥個體化治療作為切入點，運用現代醫(yī)學的技術和方法揭示中醫(yī)藥治療情志疾病的生物學機制，并進行臨床藥物開發(fā)。另外，他還一直致力于星形膠質細胞對大腦功能的調節(jié)研究，目前主要對中醫(yī)情志理論進行深入研究，探究神經體液因素改變-情緒-疾病的關系，從實證研究的角度揭示七情致病的內在科學原理，為情緒心理疾病的防治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科學依據。
神經退行性病變一般是發(fā)生在老年人身上的神經性疾病，在該領域的研究上，有著廣泛的國外深造經歷的貢岳松教授最有發(fā)言權。他曾用二十多年的時間致力于中醫(yī)藥和現代生物醫(yī)學防治老化相關神經退性疾病的研究。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已經篩出中藥單體衍生物Berbamine E6作為Calmodulin選擇性抑制劑，現與經典的工具藥W-7齊名，并應用于如《Nature Medicine》等頂尖的研究論文中，并被Nature Medicine 等著名雜志所引用。他還曾率先研究骨質疏松與阿爾茲海默癥的關系，以及采用人參皂苷進行防治的研究，并在國際上首先提出了老年癡呆癥在特定的時間是可以預防和逆轉，為老年癡呆癥的R床診斷，藥物篩選及免疫治療，早期防治開拓了新的方向，同時改變了幾十種類淀粉樣蛋白質疾病的研究。目前，貢岳松教授正在中醫(yī)精氣神理論指導下，致力于神經退行性病變的防治和中醫(yī)藥轉化應用研究。
在開發(fā)新方法和藥物的過程中，對神經疾病藥物、新型輪烷藥物載體有著深入研究的朱靜教授有著很大優(yōu)勢。另外，對電針干預神經病理性痛中樞敏化的機制有著深入研究的閆麗萍研究員，也將為痛覺的治療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她的相關研究指出，神經病理性痛是最為難治的疼痛，電針干預在臨床上運用頗多，相應的基礎研究將進一步揭示其機制，以尋找新的針刺鎮(zhèn)痛有效靶點及物質基礎，豐富針刺干預神經病理性痛的基礎理論，為針灸臨床干預治療神經病理性痛提供實驗依據。
學有所長又“殊途同歸”，南京中醫(yī)藥大學神經疾病中醫(yī)藥防治重點實驗室的所有專家們，聚集在這里，讓科研合力得到了迸發(fā)，為了打造中西醫(yī)兼?zhèn)涞纳窠浖膊⊙芯繖C構，他們無畏艱險，執(zhí)著前行。
結 語
關鍵詞：中華武術，傳統體育，習武興趣
前言
中華武術又稱“國術”，歷史悠久，聞名中外，它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石上發(fā)展壯大起來的，受中國古代道家、儒家、釋家等諸子百家等思想的影響，中華武術主要是以身體技擊動作為主，套路、格斗、功法為運動形態(tài)，以精、氣、神協同，注重內修外練，兼有功法運動,套路運動,格斗運動三種運動形式的體育項目，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傳統文化。華夏武術，在歷經千百年形成了的自己獨有的武學文化，同時武術又體現了中華民族自立、自衛(wèi)、強身、健體的民族性格和中華民族獨有的武術文化特征。
中學時期開展武術教學主要是針對身體的需要而開展的教育活動，主旨在培養(yǎng)和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幫助學生學會如何恰當地應付現實生活中所面臨的各種壓力，如何進行情緒調節(jié)等，使學生更有效、積極地適應社會、適應自身的發(fā)展變化，促進中學生身心健康的發(fā)展。中央在關于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健康的體魄是青少年為祖國和人民服務的基本前提，是中華民族旺盛生命力的體現”。
傳統的武術教學模式對于生活在現代社會的學生們來說是過于冗長累贅了。唯有創(chuàng)新和改革傳統教學形式，變革教法，提高學生對武術的興趣，才能使武術這一國術發(fā)揚光大。論文參考網。怎樣才能讓中學生習武、愛武，增加她們對武術的興趣呢？我覺得必須再次從影響習武興趣的動機下手，然后在根據問題解決問題：
1．分析影響習武興趣的動機的內容
1.1對武術認識上的偏差
中學生是通過各種不同的渠道認識武術的，其渠道的不同直接影響到他們對武術的認識和習武動機的形成。中學生最初認識武術主要是通過武打電影、小說、電視和朋友介紹，現代中國的兩次武術熱潮分別以功夫片和武俠片為先聲的武術影片掀起來的，然而作為文藝作品的武術影視片和武俠小說多采用藝術夸張的手段，這勢必與武術的現實本質產生偏差甚至背離，更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上的一些人甚至利用武俠小說和武術影視帶來的一些虛幻的東西進行欺詐。如武術影視和武俠小說的一些神話武技被武術館校作為廣告“發(fā)揚光大”，使一些辨別是非能力差的學生上當受騙。
1.2 武術教學范圍狹窄，內容單一
現行武術僅突出規(guī)定套路，缺乏包含濃郁傳統文化氣息的武術。武術體操化，這在中學武術教材中表現的尤為突出，從而嚴重影響了同學們的習武興趣。這主要和我國武術發(fā)展的導向有著密切的關系，眾所周知，武術進入奧運會是我國人民的心愿，為實現這個愿望，就把武術統一化、規(guī)范化，發(fā)展方向定為“高、難、新、美”使武術脫離了傳統發(fā)展，成為影響武術人口習武興趣的重要因素。
1.3 教學環(huán)節(jié)及教材滯后
在武術的各個教學環(huán)節(jié)中，教師的專業(yè)素質和能力以及教材的完備是武術教學工作的基礎。絕大部分體育教師通過、磁帶、書籍等進行學習，然后再教學生。體育教師業(yè)務素質水平直接影響學生習武的興趣，對學生產生的習武動力機產生消極的影響。
1.4武術課時少是影響武術教學的最大難題
武術教學不同于其它體育項目，它具備1“三多”的特點：一是動作數量多；二是路線方向復雜變化多；三是每個動作所包含因素多。學生需要比較長時間學習才能掌握，而實際武術課時又相當少，這樣就不可能達到學習掌握的預期目標，無法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和積極性。論文參考網。
2．對影響習武動機的對策
2.1充分利用現代教學手段，讓學生真正的認識武術
中學生是通過各種不同的渠道認識武術的，其渠道的不同直接影響到他們對武術的認識和習武動機的形成，我們首先讓學生認識武術，我們要加強武術教材、錄像、磁帶等編排錄制。在學校中廣泛放映，讓學生們看到真正的武術，現實的武術，能健身的武術，酷酷的武術，對培養(yǎng)學生習武動機起著積極作用。
通過活潑多樣的武術教學不僅可以鍛煉中學生的身體素質，發(fā)展學生們的體能，同時
也培養(yǎng)了中學生不怕吃苦、勇敢頑強的意志品質及健全的個性心理。因此，在中學開展武術活動具有積極的教育功能，值得我們基層體育教育工作者深入拓展其教育功效。
2.2增加教學范圍
體育活動是促進學生們身心發(fā)展的重要途徑，在推行新課程改革以來，一些諸如跳繩、呼啦圈等易學、易用的體育活動和體育游戲也越來越常見于中學生的體育教學中，深受學生們的歡迎。而武術由于種類繁多，內容豐富，動作舒展大方、有力、節(jié)奏鮮明等深深地吸引了中學生的學習興趣。所以在教學當中應當根據中學生的心理特征，以興趣為本，通過“玩”的教學形式，由淺及深，逐步引導學生們攀登武術的高峰?，F代好多學生對武術還是不清楚，以為武術是像電視里演的一樣飛來飛去，我們要學生們接觸武術，讓學生們認識真正的武術，用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進行教學。
2.3提高教師的武術水平和能力
2.3.1.淺談現代武術教師水平
在中學階段，由于中學生對民族傳統體育的理解較少，對武術動作的理解較差，基本上會是單純的模仿動作和記憶動作。而不是去理解它。以至于傳統的武術套路對他們來說，過于枯燥和沒意思，使他們將熱乎勁過去以后就會對武術沒什么興趣了。這樣不能達到很好的教學效果。
缺乏專業(yè)的武術教師：中學的體育老師多數是田徑和球類專業(yè)畢業(yè)的，對武術項目相對來說不是很了解。武術是內外結合的運動，沒有用一定的時間來研究它，想學好武術簡直是癡人說夢，空談而已。所以如果沒有過硬的老師教授，使學生學習武術后認為武術不過而而，這樣就會對武術產生抵觸心理，嚴重影響學生的積極性，以及練習武術的熱情。
2.3.2科學認識學生，區(qū)別對待教學，因人而異、因材施教
中學時期，是由兒童到青少年最關鍵的時期，也是人體生長最快的時候。在這個時候，人在體態(tài)，技能等各個數據上有很大的變化，人在今后的身體變化將主要看中學時期的發(fā)展情況。正因為這樣，更應該重視中學生的健康成長。而經常的練習武術則是一個很好的運動形式。因為武術講究精神一致，上下平衡。全神貫注，虛實結合，快慢分明。武術既是健身的良方，又是強體的妙著。同時對中學生良好的心理素質的培養(yǎng)和優(yōu)良品質的塑造有積極的作用，符合中學生的生理特點。所以說體育鍛煉在這個時期顯得由為重要。
3．對武術教學的幾點建議
3.1不拒一格興教法，千方百計謀教學，真正使孩子在武術中感受到習武的樂趣
要讓中學生對武術感興趣，首先就是要科學創(chuàng)新教法、突破傳統教學模式，使中學生通過習武，感受到習武的樂趣從而熱愛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增強民族自豪感，培養(yǎng)愛國主義精神，使武術這一傳統國術發(fā)揚光大、后繼有人。
由于傳統教法使得武術老師在教學上只能采用“注入式”教學，從而在客觀上造成了學生缺乏主動學習，學生往往只有模仿，沒有創(chuàng)造，更談不上學習武術的樂趣了。顯而易見，傳統體育教學模式已經大大的扼制了學生對武術的學習氛圍，唯有創(chuàng)新才能促使武術教育走出重圍。
科學創(chuàng)新教法是指改變傳統武術教學的僵化形式，在內容上做科學的選擇，針對中學生的身體特征，適度調整強度，使學生在互動過程中體驗快樂，學到知識。對傳統教法諸如：完整法與分解法、集體練習、分組練習、比賽性練習等，可根據不同年齡段學生有所剔減、適當變化，增加些展示性、激發(fā)性、鼓勵性的練習平臺，通過互動和鼓勵來使學生進步，教師欣悅。如：根據武術動作，結合歡快的音樂，自編些由淺入深的武術操，或是為突出某部分動作的練習效果，用電腦制作動畫教學等，使學生能夠更直觀、更充分、更深刻的體驗到習武的樂趣。其次，應當大膽地突破傳統教學模式，結合新教學手段、新教學理念、新教學課標，創(chuàng)新武術教學模式，科學的針對中學生的身心成長特征，創(chuàng)造性的將：音樂融進課堂，制定特殊的“情境式教學”。
3.2通過課堂游戲，引發(fā)學習興趣
作為一名體育教師，為了提高學生的興趣，可謂挖空心思，想了多種方法。對于學生來講準備活動只不過是活動，是讓其從文化課的氣氛中走出來，投入到體育課的學習當中，為體育課的教學內容做準備。“聽數報團”“拉網捕魚”，球類中的“圓圈追球”，“運球過桿”等。同樣是跑，但它更加注重了學生參與的積極性。體現了學生的主體性．將開心還給了學生，活躍了課堂氣氛，提高了學生中樞神經系統的興奮性．使機體盡快進入工作狀態(tài)。從而達到了準備活動的效果。另一方面，還利于教師組織教學。
4.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各校應深化加強武術教學方面改革。武術的發(fā)展基礎主要是廣大的兒童和青少年愛好者，學校是培養(yǎng)兒童和青少年成材的基地，各校應加強武術在教學中的地位。武術教學不僅培養(yǎng)學生掌握動作、技術能力提高身體素質，對培養(yǎng)學生文化休養(yǎng)還具有重要作用，現行的學校體育教育體制側重于體育科學知識理論的培養(yǎng)，這也是應試教育的結果，面對傳統文化教育只是輕描淡寫，也忽視了對武術這一繼承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作用和意義，對于武術教學采用區(qū)別于西化了的體育教學模式，才能加深學生對武術的了解，才能培養(yǎng)獨具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愛國者和建設者。論文參考網。
5.1 建議
5.1.1 在掌握基本拳法的基礎上加以技擊內容提高學生的興趣，使學生能學以致用達到強身健體自衛(wèi)的目的。
5.1.2 加強武術教材、錄像、磁帶等編排錄制。在學校中廣泛放映，對培養(yǎng)學生習武動機起著積極作用。
5.1.3 增加武術課時數。讓學生全面充分體會學習武術這一民族體育項目的內涵，樹立學生良好的習武動機。
5.1.4 在教學手段方面。要加強知識教學；不但要講述中國武術的起源與發(fā)展歷程，也要講中國武術走出國門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戶”的現狀。
5.1.5 充分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如投影器、多媒體。
5.1.6 尊重學生主體地位。加強體育師資水平的培訓。提高業(yè)務素質能力，以身立教，培養(yǎng)一批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者、接班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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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在計算機專業(yè)課教學中開發(fā)和利用課程資源，加快本專業(yè)課教學管理工作的重要一環(huán)。本文明確提出了課程資源的概念，這一理論同樣適用于中等職業(yè)教育，是中等職業(yè)教育，也要開發(fā)和利用課程資源，為課程目標的實現創(chuàng)造條件。
深刻理解課程資源的內涵；正確認識課程資源的地位和作用；開發(fā)和利用課程資源，是當前改善教學管理工作、深化教學改革的一個重要問題。在計算機教學中開發(fā)和利用課程資源，是擺放在全體中學計算教師和教學管理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課題。以當前全國普遍實行的基礎教育新的課程體系為背景，在計算機課教學中，對課程資源的開發(fā)和利用進行初步地探索與實踐，以期達到以科學理論指導工作實踐，促進計算機教師開發(fā)和利用課程資源的目的。
課程資源是課程設計、編制、實施和評價等整個課程發(fā)展過程中可利用的一切人力和物力的總和?？梢钥闯觯逃虒W中可以開發(fā)和利用的課程資源多種多樣。盡管如此，我們應該看到，只有那些真正進入到課程，與教育教學活動聯系起來的課程資源，才是現實的課程資源。在教育教學中，每一名教師要努力做到對課程資源的合理開發(fā)與有效利用。所謂課程資源的開發(fā)，實質上就是探尋一切有可能進入課程，能夠與教育教學活動聯系起來的資源；所謂課程資源的利用，實質上就是充分挖掘被開發(fā)出來的課程資源的教育教學價值。所以，課程資源的開發(fā)與利用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開發(fā)是利用的前提，利用是開發(fā)的目的，而開發(fā)的過程也包含著一定的利用，在利用的過程中也會促進進一步的開發(fā)。
在計算機教學中開發(fā)和利用課程資源，是擺放在全體計算機教師和教學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課題。相比數學和語文等傳統學科而言，計算機教師大多比較年輕，從教時間比較短，不太注重課程資源的開發(fā)和利用。
首先，在講述《windows xp中文版教程》時，學生們知道該軟件是美國微軟公司研制和開發(fā)的，他們紛紛議論，中國人使用計算機，為什么非得使用美國公司的產品，難道中國人不能研制和開發(fā)操作系統？我們告訴學生，我們中國人已經研制出了成熟的操作系統軟件，其中包括中科紅旗公司的redflag linux以及2004年9月火爆問世的國產中文服務器操作系統kylin（麒麟）。對于國產操作系統問題，我們沒有采用講座的形式，而是要求學生通過新興的課程資源——internet（國際互聯網絡）來進行自主性學習和研究性學習。
學生們通過登陸互聯網，使用百度搜索引擎，輸入關鍵字“國產操作系統”，便查詢到了多篇關于國產操作系統的文章。通過這種學習方式，學生們了解到，作為國內最早樹起中文linux大旗的先鋒廠商，紅旗軟件充分發(fā)揚“自由軟件”運動精神，致力于開發(fā)研制基于linux的全線應用產品，令這一影響全球的新一代操作系統植根中國，并大放異彩。作為國產軟件的一面旗幟，中科紅旗公司致力于紅旗操作系統redflag linux及應用軟件的開發(fā)和推廣。紅旗軟件通過提供與世界同步的先進的紅旗redflag linux操作系統軟件和一流的技術服務，讓每一臺具有處理器的設備發(fā)揮最大效能，為政府和企業(yè)用戶提供可靠安全保證和穩(wěn)定高效的運行環(huán)境。紅旗redflag linux已經在我國政府電子政務和企業(yè)信息化的建設中得到了廣泛應用，業(yè)務領域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金融、能源、教育、交通等行業(yè)以及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的領域和部門。紅旗軟件已經成為世界領先的中國操作系統軟件。
此外，與windows、linux和unix同臺競技的國產操作系統已經誕生。2004年9月，國防科技大學和聯想集團共同推廣中國產的中文服務器操作系統kylin（麒麟）。該系統是國家863計劃的重大研究成果，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識產權。“麒麟”所具有的重大戰(zhàn)略意義在于，其嚴格的安全機制，確保系統的高安全性，對打破外國對我國信息化基礎設施的壟斷和控制，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通過以上教學，使學生們進一步了解了國產操作系統的現狀，他們表示，使用操作系統軟件，應率先使用國產操作系統，并建議有關部門編寫國產操作系統的教科書和參考書。
其次，在講述《word 2002中文版教程》之《插入圖片》時，充分利用了學?，F有的課程資源，其中包括多媒體網絡教室和大屏幕液晶投影儀。在導入新課時，首先提問學生：“中國有哪幾位航天員？”與此同時，通過液晶投影儀顯示三張照片：楊利偉、費俊龍和聶海勝，并配以畫外音：“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號升空日，千年飛天夢圓時，楊立偉乘坐神舟五號宇宙飛船順利升空，并按時返回預定地點，航天英雄楊利偉從此成為‘中國太空第一人’。中國第一次載人航天獲得圓滿成功，中國從此成為世界上第三個獨立掌握載人航天技術的國家。2005年10月12日，太空征程新起點，神舟六號新篇章，中國航天員費俊龍和聶海勝乘坐神舟六號宇宙飛船飛上太空，并在遨游太空5天、完成一系列太空實驗后安全返回地面，中國從此成為世界宇航第三大國?！敝蟠蜷_文件“從神五到神六.doc”，先后插入前面所提到的三張圖片，并對這些圖片進行裁剪和加工。這樣做，是為了融入思想品德教育，將計算機專業(yè)課和思想品德教育適當整合，對學生進行態(tài)度、情感和價值觀的教育，以便使學生關心時事，做到“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從實際教學來看，教學效果非常好，學生增強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感。
總之，在計算機教學中開發(fā)和利用課程資源，是擺放在全體中學計算機專業(yè)課教師和教學管理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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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雅斯貝爾斯 中國 相遇 第二家鄉(xiāng) 孔子
[中圖分類號]B516.53[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9)12-0005-07
今天人們不僅思考西方與東方之間的文化沖突，而且思考北方與南方之間的文化沖突。或者，在不同的文明之間，在某種引人注目的抉擇范圍內思考：相信沖突與交往相互排斥、互不相容，在此，人們完全曲解了二者的意義。要么――這是抉擇的第一種情況――人們?yōu)槎窢幧贽q，因為和解似乎是不可能的。我想起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在此書中作者證明美國對伊斯蘭教和中國的恐懼是有理由的。但是，這種恐懼正是某種交往的障礙，而缺乏交往反過來引起對其他文明的無知乃至恐懼。
在我看來意味深長的是，為了思考真正的和平條件，新近人們在雅斯貝爾斯那里發(fā)現了反對亨廷頓的論點。要么――這是抉擇的第二種情況――人們相信，沖突應在文化的某種同質化中得到化解，即應在全球化所容許的東西中得到化解。不過，一種文化生活取決于自身的可能性，即取決于與其他文化的相互爭論。據悉，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們閱讀雅斯貝爾斯，因為他向大家表明，一種真正的交往是以斗爭為前提的。換言之，交往總是以“愛的斗爭”為前提的，這種斗爭構成“交往的斗爭”。
下面，我想討論兩個問題：在哪一種關系中，雅斯貝爾斯與亞洲，特別是與中國相遇?他如何思考歐洲與東方，特別是與中國之間的交往?
與絕大多數哲學家相比，雅斯貝爾斯對亞洲思想的考慮是相當獨特的。黑格爾和胡塞爾的哲學史觀屬于占統治地位的歐洲中心論的哲學史觀。這種哲學史觀把希臘視為唯一的哲學起源，與此不同，在這方面，雅斯貝爾斯接近梅洛一龐蒂等文化多元論的哲學史觀。在此，三個要素有助于理解雅斯貝爾斯的立場。
雅斯貝爾斯之所以轉向東方的思想和生存，其內在的聯系首先是他意識到了今日人們稱作全球化的東西。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雅斯貝爾斯就表明，世界哲學的時代已經到來。在他的《哲學自傳》中，他寫道，在臨近1930年的時候，他對中國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還附加說道：“我們是從歐洲哲學的晚霞出發(fā)，穿過我們這個時代的黎明而走向世界哲學的曙光。”但是，正如他的《世界觀的心理學》所表明的一樣，他以前就已經擁有中國哲學這方面的知識。在這本著作中，他把老子援引為某種神秘主義的范例，但在此尚未想起佛陀的形象。除此之外，他當然讀過馬克斯?韋伯的《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印度教與佛教》(1913年)和《儒教與道教》(1915年)，盡管這些論文所呈現出的不是哲學分析，而是社會學分析。雅斯貝爾斯1946年日內瓦的演講稿《論歐洲精神》，就公開涉及到韋伯的這些論文。在那個時代，為了學習哲學，許多印度人、日本人和中國人來到德國，他們?yōu)楫敃r占統治地位的新康德主義的聲譽所吸引。例如，20年代，在雅斯貝爾斯那里，一個叫北山純由(Junyn Kitaya―ma)的日本大學生以關于佛教大人物天宗(Vasubandhu)的論文獲得了博士學位。無論如何，自1922年起，在他的哲學史研討班中，他吸收了大量的印度思想和中國思想。
但是，看上去，在他的內心流放時期，即他被免職和經受巨大的孤獨期間，他實際上專心致志于亞洲思想。1938年10月20日，他在給妹妹埃娜的信中寫道：“我每天都在研究邏輯學，但是，只在上午……下午才大量閱讀中國。最近讀一部印度戲劇(《考?？说膽嵟?，雷克拉姆出版社版)，此外，還讀《薩維特里》和《那羅和達摩衍蒂》(兩篇都是源自古老的摩呵婆羅多史詩的印度短篇小說，也是雷克拉姆出版社版)。這里充滿著各種了不起的境況、觀點和信念，從中我們所遇見的全都是十分陌生的形態(tài)。有一段時間以來，我對無邊無際的遠方的這一需求如饑似渴，仿佛它在根源上與我們唇齒相依、休戚與共，而且，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仍然擁有通向遙遠的地方的地球儀。”在這時候，他萌生了歐洲文化歸于終結的意識。然而，這一體驗原則上不同于那種保羅?瓦勒?；驃W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體驗，因為按照他們的文明史觀，自身特有的文化沒落可以使人聯合起來，這意味著，通過這種文化的沒落，人們歸屬于自身的文化。雅斯貝爾斯的體驗是截然不同的體驗：眾所周知，他在德國不再像在家里一樣，即無家可歸，這也是為什么他與妻子后來移居瑞士的原因。他的東方之旅當然是精神之旅，但是，他接觸亞洲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意味著他在對歐洲人類絕望的那個時候，與另一種人類親密相遇。后來，他在致阿倫特的信中(1947年5月16日)這樣寫道：“在那里，在中國存在最純粹的、無拘無束的人性”。對他而言，這一信念與莎士比亞和埃斯庫羅斯的讀物一起也是一種無上的精神“慰藉”。
因此很難說，當他讀了他收藏的那些書籍時，他的世界哲學究竟關涉什么問題。無論如何，他知道理查德?威廉的譯本：《孔子與孟軻或孟子的談話》(1916年)――按照中國傳統，孟子是繼孔子之后的第二圣人――《道德經》(1911年)、《易經》(1924年)、《黃金甲的秘密》(1929年)以及阿爾弗雷德??？怂沟娜肀尽吨袊軐W史》(1927年)、《孟子》(1922年)等。他也接觸過禪宗佛教，例如，鈴木大拙的《楞伽經研究》(1930-1932年)或《偉大的拯救》(1939年由榮格引入)，并且接觸過神道教(1943年)。除此之外，他還仔細閱讀過法國漢學家馬塞爾?葛蘭言的《中國的宗教》(1922年)、《中國的文明》(1929年)、《中國的思想》(1934年)，在這部著作的文本中經常標有劃線，以示醒目?；蛘?，他還讀過關于中國童話、傳說和慶典方面的著作，例如，《中國鬼神與愛情故事選》(1916年)。
但是，依我看，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他專心致志于中國文學作品。除了詩歌之外，他也閱讀著名長篇小說，當時這些小說是由弗朗茨?庫恩譯成德文的。例如，出自明代的《好逑傳》，出自16世紀的諷刺和小說《金瓶梅》，出自明清時代的《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偟膩砜?，以后他對中國文學依舊興趣盎然，愛不釋手。例如，他告訴阿倫特，他對詩詞的德文譯本深表欽佩。
為什么他閱讀中國詩歌和小說至少跟讀中國哲學家一樣重要呢?因為，對此我們注意到，他接近這種文化不單純是僅僅作為哲學家或博學的人接近，而是作為人接近。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按字面理解雅斯貝爾斯《哲學自傳》里的下述表述：他從1937年起就十分欽佩中國的人性。在他說來，這種相遇具有決定性的意義，1947年1月8日他在致漢娜?阿倫特的信中寫道：“中國對于我――如果可以
夸張地、籠統地說的話――幾乎成了第二家鄉(xiāng)?！痹谕耆煌恼Z境中，即在他關于原子彈的思考中，雅斯貝爾斯以相似的方式發(fā)表了對中國的看法。在最后一部著作《答復：關于我的作品(聯邦共和國向何處去?)的批評》中，他寫道：“在那里，在亞洲，我仿佛就在家?！痹谖覀冏穯栠@種表述的意義之前，還必須說明第三個因素，以便理解雅斯貝爾斯與亞洲，特別是與中國的相遇。
雅斯貝爾斯世界史觀的原創(chuàng)性在于他含蓄地批判了西方與東方之間某種簡單的二元性。眾所周知，在希羅多德@那里，人們就已經發(fā)現了這種非此即彼的理念：這樣的二元性使得對人類多種形態(tài)的理解成為不可能。在此，人們肯定注意到，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命題，他的這一命題正是在1941年內在流放時期，鑒于他與亞洲的接觸而在《關于我的哲學》一文中予以表述的。這一命題首先分辨人的此在的各種樣式，其次分辨人的生存的不同樣式，進言之，人的生存始于同邊緣境況的有意識的對峙，即同超越者的有意識的對峙。在這一層面上，世界史的中心不是兩種而是三種“運動”或“文化圈”，這在軸心時代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歐洲、印度和中國。顯然，在韋伯有關偉大的宗教的論文中，雅斯貝爾斯非常驚訝地注意到這三重起源得到了正式的承認?！墩摎W洲精神》的原話是：“在此可以向世界命運所提出的問題便是支配馬克斯?韋伯偉大著作的本真問題：這三大文明的共同點是什么?西方特有的東西是什么?為什么會出現這一特有的發(fā)展?在西方，我們?yōu)槭裁磽碛匈Y本主義?”但是，借助于此，韋伯恰恰沒有把這些宗教明確地視為這三種運動的類似物，看起來，雅斯貝爾斯比韋伯理解得更好，即更好地理解了韋伯自身所理解到的東西……。然而，對于雅斯貝爾斯來說，這一相遇的意義是什么?在哪一種意義上，與中國的相遇比與印度的相遇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現在我談及我的第二個論點。
雅斯貝爾斯意識到，對經典譯本的依賴會限制他的亞洲理解。每一個人都可能有過閱讀某一經典譯本的體會，盡管他不懂原始語言，但他也能讀懂這一經典譯本所包含的某些陌生的內容。關鍵在于，這方面雅斯貝爾斯似乎沒有任何朋友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印度的情況有所不同――我想起海因里希，齊默爾――盡管自20世紀50年代初以來，他跟好幾個中國人和日本人有過書信往來。正如1957年2月24日致漢娜?阿倫特的信表明，雅斯貝爾斯對經典文本解釋的批評相當嚴厲，其程度越發(fā)令人驚訝。我想起他對林語堂的《老子》譯本及其評注以及施蘊珍的《芥子園畫傳1679-1701》譯本。
另一方面，林語堂也寫過長篇小說，在中國家喻戶曉，他在“國學西漸”方面不乏貢獻。但是，關于林語堂，雅斯貝爾斯寫道：“他給人造成了一個令人可疑的形象，不知他是否從老子那里感受過一絲氣息?”施蘊珍是一個著名畫家，但是，關于施蘊珍這個畫家，雅斯貝爾斯寫道：“盡管我們的作者是中國人，但是，看上去她僅僅在外表上是中國人，而且思想上，含糊不清地――以單純堆積中國思想的方式――談論這一點。”這些言論同樣表明，在內在流放之后，雅斯貝爾斯對中國的興趣并沒有終止。雅斯貝爾斯判斷的前提在于，他先人為主，通過先前的譯本形成了對這種思想的某種感受或同感，因此，也許在這種譯本和解釋中預感到了對自己十分陌生的關于中國的東西。也許，雅斯貝爾斯覺察到林語堂思想的基督教背景，其父是一個長老會教派牧師?也許，他也覺察到施蘊珍與自身文化之間的某種距離，因為她是在英國長大的?顯然，這在表面上總是屬于主體間理解的那種預感。對此，雅斯貝爾斯在1949年8月6日致海德格爾的信中也做出了解釋，他這樣寫道：他可以幫助(海德格爾)“回憶亞洲”，以便了解他的著作。盡管海德格爾十分“激動人心地”發(fā)現，在他那里，通過“一個中國人，，同樣可以找到“東方思想的回響”，但是他答非所問，把雅斯貝爾斯印象的根源擱置一旁：即置于他早就接觸過的巴門尼德和埃克哈特之中。人們必須承認，海德格爾把西方同亞洲的交談視為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一個條件：即歐洲思想與自身希臘根源的交談，因此，人們有個印象，西方與亞洲的交談不可能是任何當下的任務。正如人們所知道的，在另一方面，海德格爾對亞洲津津樂道，甚至試圖翻譯老子，這表明他對亞洲的興趣超出了他自己所承認的程度。盡管雅斯貝爾斯對海德格爾的這種興趣并不知情，但他也許不僅猜測到《存在與時間》之后海德格爾思想的一個鄰近(老子)，而且猜測到一個重要的思想源泉(《道德經》)。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雅斯貝爾斯首次對中國的印象公開發(fā)表言論，闡明了他自身與亞洲，特別是與中國相知相遇的意義和界限。在他的日內瓦演講《論歐洲精神》――這次演講使他有機會與漢學家馬塞爾?葛蘭言和馬松?烏爾色相識――中，他寫道：“每一個回歸，即從事從亞洲作品到圣經乃至我們古典文本的研究都帶給我們家園感”，但是，他附加說：“由于許多重復，由于缺少世界實現中的廣泛展開，由于缺乏不間斷的、革命性的精神運動，如果我們長久地耽擱于亞洲，我們就會變得疲勞不堪，那時我們就不再是西方人了?！比藗兿嘈?，可以到這一界限。然而，雅斯貝爾斯附加說：“但是，我們在那里卻感受到一種十分徹底的克服，感受到每一個西方人都能獲取的某種不可逾越的真理和某種深遠寧靜的源泉?！?/p>
看來，轉向亞洲的必要條件是，把這一轉向本身當作歐洲人的轉向來重新發(fā)現，即在一面“鏡子”中，認出歐洲未曾實現的那個人類的可能性。雅斯貝爾斯解釋說：“我們?yōu)槲覀儎?chuàng)造出來的東西、舉足輕重的東西、形成了的東西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們絕沒有開啟完美的人類的道路。亞洲是我們絕對必要的補充。”很清楚，這一點不同于胡塞爾旨在克服歐洲危機的嘗試，因為正如他自己所言，這方面所必要的“回顧”也許僅僅是希臘方向中所提示的東西而已。不難理解，雅斯貝爾斯的哲學史為什么把亞洲思想家列入“偉大的哲學家”當中。“權威性的哲學家”是蘇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穌；屬于“從根源上思維的形而上學”的哲學家是前蘇格拉底哲學家、柏羅丁、斯賓諾莎……，還有印度的龍樹和中國的老子。商羯羅是吠檀多學派(Vedanfismus)的著名人物，他與亞里士多德、黑格爾一道被列入“創(chuàng)造秩序的哲學家”。莊子連同盧梭、維科等屬于這樣一些思想家，他們的哲學在詩作、實踐生活中……得到展開。
雅斯貝爾斯一如既往地試圖闡明我們當下的可能性。對于歐洲來說，與亞洲，特別是與中國的相遇意味著一種可能性，或者對“不是……就是”形式的更好的生存抉擇。當亞洲，特別是中國向我們表明指引我們的道路時，人們也就能理解雅斯貝爾斯為什么這樣寫道：“中國對于我……幾乎成了第二故鄉(xiāng)”，“這里，在亞洲我仿佛就在家里”。為什么他說到家鄉(xiāng)、在家?在“家鄉(xiāng)”之下，應當理解什么?這的確不涉及一種經驗上的在家狀態(tài)，不涉及雅斯貝爾斯在弗里森或在海德堡所發(fā)現的那種家鄉(xiāng)。一種人性之中的“在家”(Zuhause)乃是一種生存狀態(tài)的在家，它處于“邊緣境況的神圣”之中。但是，世界史的開端也是對中國的挑戰(zhàn)。正如20世紀初讓?德?高延(Jan Jacob Maria de Groot，
1854-1921年)所注意到的一樣，技術和科學“成了世界命運”，而中國開始掌握技術和科學了。然而，這種掌握保持某種危險，即喪失自身同一性的危險。在此意義上，雅斯貝爾斯自問：不知道，對根源或對每一種文化根源的必要回顧是不是都意味著第二個軸心時代的可能性?這最后問題迄今還沒有答復。用一個貧乏的概念來說，如果人們承認東方面臨中國與印度之間，即世界之間的差別，那么，對雅斯貝爾斯來說，為什么總的來看，中國比印度更像是第二個家鄉(xiāng)?也許對我們來說，中國比印度更陌生，因此中國這面鏡子能夠給我們更多地指明我們的可能性嗎?或者，雅斯貝爾斯對中國知之甚少，這允許他比起印度更傾向于把中國加以理想化嗎?
印度和中國這兩種運動的每一方都富于差別：道教和儒教在中國，印度教、吠檀多學派和數論派(Sankhya)在印度，此外，還有佛教在兩個世界。人們會斷言，印度在這方面是多種多樣的。但是，我猜想，雅斯貝爾斯更仔細地感受了這些運動中的一種運動：即儒教。因為他把儒教擁有為歷史生活的主題，或者，因為儒教與某種“喪失世界的神秘主義”相距最遠。在中國，人們發(fā)現“也許超出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所贏得的東西的那種不可逾越的真理和那種深邃的安寧”。在中國，人們除了發(fā)現這種豐富的倫理思想之外，還發(fā)現深刻的政治思想。在此意義上，印度的禁欲主義、佛教和道教是相當接近的。也許，這一點同樣說明在那些年雅斯貝爾斯把對墨子的興趣越來越轉向政治問題。那么，為什么他與其喜愛諸如墨子一類的中國思想家，毋寧喜愛孔子呢?
雅斯貝爾斯如何理解孔子呢?他把《偉大的哲學家們》中的一部分專門用來討論孔子。為此，他要求克服關于孔子的種種陳詞濫調，即“或許來源于后世的種種僵死而空洞的措辭”，如孔子是保守的思想家、純粹的理性主義者或“正直的道德主義者”等等。雅斯貝爾斯寫道：“與人打交道乃是孔子生命的要素”，因為“人的本質只有在人的共同體中才是現實的”。不過，1941年他自己也說過同樣的話：“我不知道，我內心中還有比下述意愿或沖動更強烈的東西：即原始的求知意愿或與人交往的沖動。這一知識包含著自身完滿的意義，但首先通過把人聯合在一起的那種紐帶起作用……。我對人與人之間缺乏理解感到吃驚，而且，在每次人與人和解的情況下，人們都喪失活力而陷于癱瘓，不僅如此，在這種和解中，作為結果產生的東西似乎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理解。”
孔子的“道義與政治倫理”追求崩潰時代中的一種重建，而這種重建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規(guī)定雅斯貝爾斯思想的基點。因此，對于兩人而言，這種道義和政治教養(yǎng)具有某種本質性的意義。在此意義上，同樣不難理解，在孔子那里，“末世[從未]成為主題”。但是，與墨子的巨大差別是，對孔子而言，當“尺度和沖動”“來自根源、來自深度和廣度”時，必須確定某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準則。首先，這意味著孔子意識到了我們知識的界限，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那里，大全乃是我們生活的“背景”。其次，這也意味著，不可把孔子與老子簡單當作對手來把握。在我看來，在雅斯貝爾斯那里，這一點特別值得注意。老子徑直“埋頭于”孔子的“一者”，而在孔子方面來說，“由于對一者的敬畏和引導而進人世俗事物之中”。雅斯貝爾斯寫道：這對“對極”休戚相關，相輔相成，從而排除了在某一體系哲學中把握其統一的可能性，換言之，這種統一只有在“善于思考又富于闡明生命的中國人的智慧”中才是可把握的。
在我看來，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雅斯貝爾斯不僅在一本哲學著作(《偉大的哲學家們》)中詳細描述了孔子的倫理思想，而且在其整個思維中一直關注這位“偉大的政治思想家”。在《自由與重新統一》中，他具體地促使人們注意聯邦共和國所面臨的黨派寡頭政治的危險。在此，他記起了中國圣人孔夫子的談話，原文的今譯是：子路說：“衛(wèi)國國君要您去治理國家，您打算先從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說：“首先必須正名分!”子路說：“有這樣做的嗎?您想得太不合時宜了。這名怎么正呢?”孔子說：“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對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總是采取存疑的態(tài)度。名分不正，說起話來就不順當合理，說話不順當合理，事情就辦不成。事情辦不成，禮樂也就不能興盛。禮樂不能興盛，刑罰的執(zhí)行就不會得當。刑罰不得當，百姓就不知怎么辦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個名分，必須能夠說得明白，說出來一定能夠行得通。君子對于自己的言行，是從不馬馬虎虎對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