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艾青的現(xiàn)代詩短詩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第1篇

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創(chuàng)作實際景觀，正是這樣。只是詩論者們還沒有加以發(fā)掘和總結，反而得出抗戰(zhàn)時期沒有愛情詩的結論來。

一、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作

最先認為和時期沒有愛情詩創(chuàng)作的，是大詩人艾青。1980年3月5日，他說：“在戰(zhàn)爭年代，詩首先成了武器。詩人就成了戰(zhàn)斗員。情詩……為炮火讓路，――‘人面不知何處去’了?！蓖?月，艾青又說：“炮彈不會談情說愛?！币馑家彩钦f戰(zhàn)爭年代不會有愛情詩創(chuàng)作。

隔不了幾年，新詩史論家、詩評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謝冕，也認為和時期沒有愛情詩創(chuàng)作。他有這樣的描述：“的炮火掩蓋了、驅走了戀人們的輕歌。人們在戰(zhàn)爭的烽煙中，陷入了國破家亡的深重災難。”“愛情詩開始了第一個零落季節(jié)?！薄凹ぐ旱膽?zhàn)聲代替了個人情愛的悲歡之詠嘆?！薄按蟾攀菚r代過于嚴酷，我們連戰(zhàn)亂中的愛情悲劇的印痕也難覓到，更不說歡情曲了?！薄叭甏笃谥敝了氖甏笃?，我們……留下了愛情詩的空白?！?/p>

艾青和謝冕這一與事實不符的觀點，后來居然被一些新文學史家攝取并擴大化為：“抗戰(zhàn)爆發(fā)后”，全部“情愛文學理所當然地進入了一個零落時期。在烽火遍地、國破家亡的災難歲月中，大眾的血淚和戰(zhàn)斗的吶喊，掩過了作家們個人情愛的發(fā)抒?！ぐ旱膼蹏鵁崆榇媪藘号殚L的詠嘆?！倍鴮戇M一部“以主題現(xiàn)象為中心構建文學史框架”編寫文學史著作、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新文學史教材里去了。其影響范圍之大，自不待言。

事實并不是他們所說的那樣。且不說時期，也且不說愛情小說和愛情劇本，就只說時期的愛情詩創(chuàng)作，在筆者掌握在手的有限資料中就有下面這些：

《陜北情歌》，劉御（1912-，云南臨滄人）在延安作于1939年，同年發(fā)表于延安某報刊，收入詩集《延安短歌》，通俗讀物出版社1955年版，見于《新詩選》第三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烽火情曲》，嚴杰人（1922-1946，廣西賓陽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春，同年8月5日發(fā)表于《廣西日報?漓水》，收入詩集《今之普羅米修士》，桂林今日文藝社1941年11月版；

《櫻花曲》，鐘敬文（1903-？，廣東海豐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春，同年收入詩集《未來的春》，上海言行出版社1940年6月版，見于《中國現(xiàn)代新詩三百首》，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寄慧》，穆木天（1900-1971，吉林伊通人）在粵北坪石作于1940年11月15日，同年12月25日發(fā)表于《現(xiàn)代文藝》第2卷第3期，見于《穆木天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

《戀歌》，（1903-1987，廣東梅州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5月，同年12月5日發(fā)表于《中國詩壇》新6期，見于《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詩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奴隸戀歌》，何彬（1915-1941，湖北咸寧人）在湖北恩施監(jiān)獄作于1941年10月6日，發(fā)表于1942年11月3日《解放日報》，見于《新詩選》第三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獄中歌聲》，何彬在恩施監(jiān)獄作于1941年11月，見于《革命烈士詩抄》，中國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愛》，侯唯動（1917-，陜西扶風人）在延安作于1942年1月8日，發(fā)表于1943年1月1日出刊的《詩墾地》第4輯，見于《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詩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詩八首》，穆旦（1918-1977，浙江寧海人）在昆明西南聯(lián)大任教時作于1942年2月，收入《穆旦詩集（1937-1945）》，1947年初版，見于《新詩選》第三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姑娘》，陳輝（1920-1944，湖南常德人）在河北淶涿平原作于1942年春，同年發(fā)表于4月出刊的《詩墾地》第2輯《春的躍動》，見于《中國現(xiàn)代新詩三百首》，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訴》，嚴杰人在桂林作于1942年春，同年6月29日發(fā)表于《廣西日報?漓水》；

《戰(zhàn)斗情曲》，禾波（1920-，四川榮縣人）在重慶作于1943年9月3日，發(fā)表于1946年8月出版的《詩激流》叢刊第2期，見于《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詩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出版；

《毋忘我》，林林（1910-，福建詔安人）離開桂林到香港后作于1943年，收入詩集《同志，攻進城來了》，文生出版社1947年9月版，見于《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詩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春天和蜜蜂》，穆旦在昆明作于1945年4月，收入《穆旦詩集（1937-1945）》，1947年5月初版，見于《中國現(xiàn)代新詩三百首》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據(jù)說，七月詩派詩人鄒荻帆和長于愛情詩創(chuàng)作的阿垅，在抗戰(zhàn)時期都寫有愛情詩，但筆者未能覓到。

稍為涉及愛情的抗戰(zhàn)時期的詩作，如艾青的《火把》、鐘敬文的《今別離》等，都未計算在內，這里所列舉的抗戰(zhàn)時期愛情詩，便有21首之多。僅穆旦一人便作有9首?？箲?zhàn)時期“留下了愛情詩的空白”之說顯得理由不夠充分。

創(chuàng)作上列這些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時，年紀最大的是穆木天，他寫《寄慧》時40歲了；年紀最小的嚴杰人，他寫《烽火情曲》時才18歲。而且這里列出的他的兩首愛情詩，都是那樣出類拔萃、卓越超群，他真不愧為文學神童的稱號。抗戰(zhàn)期間，嚴杰人還有一首詩作《邱比得禮贊》，從題目上看，好像也是愛情詩，但筆者尚未見到這詩的正文，這里只能不加以評說。

這里列有作品的11位詩人，他們在抗戰(zhàn)時期的新詩流派歸屬各不相同。屬于延安詩派的是劉御、陳輝；屬于以艾青為最重要成員的七月詩派的是侯唯動、何彬；屬于中國詩壇派的是嚴杰人、鐘敬文、穆木天、、禾波、林林；屬于新現(xiàn)代派（九葉詩派）的是穆旦。由此可見，當時中國新詩壇上各個詩歌流派，或多或少都有各自的詩人參與了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創(chuàng)作。

二、抗戰(zhàn)時期愛情詩的特點

常言道：“國家不幸詩家幸”。在中國多災多難的時期，新詩的確取得了一次發(fā)展的機會，其中的愛情詩也取得了一次發(fā)展的機會。艾青在《論抗戰(zhàn)以來的中國新詩》一文中說過：“抗戰(zhàn)以來，中國的新詩，由于培植它的土壤的肥沃，由于人民生活的的艱苦和困難，由于詩人的戰(zhàn)斗經歷的艱苦和復雜，和他們向生活突進的勇敢，無論內容和形式，都多少地比過去任何時期更充實和更豐富了。”盡管艾青因為不關注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創(chuàng)作，只是從理念出發(fā)想當然地得出抗戰(zhàn)時期沒有愛情詩這一與事實不符的觀點，但以他對“抗戰(zhàn)以來”中國新詩的總體評估的精神來審視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創(chuàng)作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之處，還是合適的。

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其數(shù)量遠遠不如“五四”至抗戰(zhàn)以前那段時期的多。那段時期，不僅有散見于報刊和詩集的大量的愛情短詩，而且還有湖畔四詩人的《湖畔》（1922年）、汪靜之的《蕙的風》（1922年）、郭沫若的《瓶》（1925年）、李唯建的《影》（1933年）等一些愛情短詩集和愛情長詩集。然而，抗戰(zhàn)時期愛情詩的質量之高和精品所占比例之大，與過去那段時期的愛情詩相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現(xiàn)在我們能夠見到的抗戰(zhàn)時期愛情詩，雖然不過21首，但其中可稱之為力作、杰作乃至絕唱的，就有穆木天的《寄慧》、陳輝的《姑娘》、鐘敬文的《櫻花曲》、何彬的《奴隸戀歌》、嚴杰人的《烽火情曲》和《訴》，所占比例約高達三分之一?？箲?zhàn)時期的愛情詩有其獨特的特點：過去的愛情詩，往往局限在知識分子個人情愛悲歡之詠嘆上；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謳歌的對象，則拓展到了下層勞動群眾的愛情生活上。過去優(yōu)秀的愛情詩，充滿著反對封建主義的信息；抗戰(zhàn)時期優(yōu)秀的愛情詩，唱出了打倒帝國主義的最強音。過去的愛情詩，感情濃烈而思想力度稍為薄弱；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感情同樣濃烈而且更具思想力度了。

抗戰(zhàn)時期，穆木天夫婦都任教于中山大學，先從廣州遷往昆明，后又從昆明遷到粵北坪石。情深意切、語言平實的《寄慧》一詩，是穆木天在坪石寫給還滯留在桂林的妻子彭慧的。穆木天及其妻女途經桂林同住于施家園一段時間，然后他又只身先期到達坪石。穆彭夫婦在桂林滯留期間，積極參與文化界的活動和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之余，還經常和朋友們在家里談論國家大事，為國家擔憂。有一次，他們動容動情的議論，激動了經常在旁邊聽大人議論的小女兒穆立立，她情不自禁地喊出了要上前線去打日本鬼子的口號。穆木天大受感動。這一作為穆、彭愛情結晶的愛女的舉動，詩人寫到了詩里：“如同朝霧籠罩在江上，/憂郁籠罩在我心里，/但如同太陽撕破江上的濃霧一樣，/我要用忿怒的戰(zhàn)斗的火，/燒破我的憂郁。/慧！請你叫立立大喊一聲嗎：‘爸爸！給我多吃一碗飯，/我一個人也要打日本鬼子去！’”這一結尾以幼童之語出之，卒章申志，韻味深長。全詩把夫妻愛情、父母親情與抗日救亡的愛國之志融為一體，讀之感人至深?！霸谠律?，/我渡過了琥珀色的湘江，/湘江之水真是美麗！/我想著這一道水流過你的家鄉(xiāng)，/如同松花江流在我的鄉(xiāng)里?！痹娭袩o一句直抒夫妻情意，而夫妻情意卻已融化在兩條江水的奔流里。穆木天是吉林人，故鄉(xiāng)有松花江；彭慧為湖南人，故鄉(xiāng)有湘江。詩人看到美麗的湘江流過妻子的家鄉(xiāng)，想象著“如同松花江流在我的鄉(xiāng)里”，又由美麗的湘江聯(lián)想到祖國的錦繡河山“想到祖國的現(xiàn)在和過去”，并感嘆道：“祖國沒有得到解放和自由，/對著美麗的自然，/我永遠是感不到歡喜和安慰！”把夫妻情意開拓為對祖國對人民的厚愛。詩里有詩人早年倡導的主、客觀世界“交響”的余音，還成功地把象征主義的一些手法運用進去，增強了藝術表現(xiàn)的力度。毫無疑問，這是抗戰(zhàn)時期愛情詩的力作之一。

鐘敬文的《櫻花曲》，把詩筆刻畫的對象拓寬到國際領域更大的天地里，寫了戰(zhàn)時日本國土上發(fā)生的一個愛情悲劇，表現(xiàn)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發(fā)動的，也給日本人民帶來失去愛情失去幸福，造成深重災難的巨大主題。一個名叫若子的日本姑娘，在櫻花盛開時節(jié)，懷念著她那到中國來送死在戰(zhàn)場上的情人。這首詩不僅在題材的選擇上有其獨到之處，在藝術表現(xiàn)上也很出色。它把“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那種“化我為他”的手法和魔幻主義的手法先后用到詩里去了。若子姑娘“對著霞彩般的櫻花，/她做起白日夢來了”。她看見在中國“那籠罩著死底氣味的原野上”的情人，“失神地在眺望，/眺望著他所來自的東方”，也就是他的日本故國。若子姑娘“本能地走前去，/那活著的年青人，/在不知道的瞬間/變成一具尸骸了，/口里仿佛還在低呤”，還以為他來送死是光榮的，真是死不覺悟。日本源于幕府時代的武士道精神流毒之深遠，于此可見一班。這也正是許多戰(zhàn)時日本姑娘失去愛情的時代原因的歷史內蘊。詩的歷史感是深厚的。這是抗戰(zhàn)時期愛情詩中奇葩般的一首杰作。

革命烈士何彬的《奴隸戀歌》，如其小序所說：“奴隸們不是沒有戀愛，而是有著更熱烈更純潔的戀愛?！痹娖ㄟ^戀人“我”來探監(jiān)時對“你”的親密備至的關懷，暖人心窩的體貼和殷殷勉勵的生動描寫，把一對革命愛侶無比高尚、無比純潔、無比熱烈的恩愛感情，盡情地宣泄出來。悲壯的探監(jiān)畫面，以柔美凄婉的情調勾勒出來，給人以崇高悲壯的美學感受。

嚴杰人的《烽火情曲》發(fā)表在《廣西日報?漓水》上時，只是詩的第二段，全文于1941年6月20日發(fā)表在《中學生（戰(zhàn)時半月刊）》第44期。第一段刻畫了一個柔情似水般可愛的農村姑娘形象。她對著出征抗日正在前方為保衛(wèi)祖國而戰(zhàn)的情哥，唱出了纏綿深情的思戀之歌。和《烽火情曲》一樣堪稱絕唱的，是嚴杰人的另一首愛情詩《訴》：

一

“我是一個求乞者/你是一個施與者/我是那樣謙卑/你是那樣慷慨”

“我才是求乞者/你才是施與者/是我謙插/是你慷慨”

“不/我們互相求乞/我們互相施與”

二

“在地愿為連理枝”/我們用愛纏在一起

“在天愿作比翼鳥”/我們張開翅膀/向著光明/一起飛呀飛

嚴杰人學習民歌和古典詩歌，有他自己的特點和美學追求。他不像劉御及其《陜北情歌》等延安詩派詩人及其民歌體詩作那樣，連民歌的句式言數(shù)也注重學習。嚴杰人則是撇開民歌的句式言數(shù)，而重在學習其表現(xiàn)技法?！斗榛鹎榍泛汀对V》，都運用了民歌的對唱格式，卻不受民歌對唱格式兩句對兩句或四句對四句輪番對唱的局限。《烽火情曲》只用了對唱格式；《訴》第一段一、二兩節(jié)是對唱，第三節(jié)是合唱，第二段又以合唱的形式出現(xiàn)，顯得靈活多變。

中國歷史上男尊女卑觀念造成女性受教育程度低下，女性知識分子少得可憐，致使有些女性只要略具少許文化或稍有一點姿色，便自以為是了不起的驕人資本。因此，婚戀中的青年男子往往成為愛情的“求乞者”，對方則成為愛情的“施與者”。這是在愛情與婚姻問題上表現(xiàn)出來的一個普遍現(xiàn)象。

思想深刻、觀察細致、感覺敏銳的嚴杰人，對這種不平等的愛情，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他主張愛情雙方應該是平等的。他希望青年男女的愛情，既是“互相求乞”又是“互相施與”的愛情?！对V》一詩，形象生動地表現(xiàn)了男女雙方，在愛情問題上由認識不一致到認識一致，再到行動一致的詩意流程，寫得詩意盎然。

三、抗戰(zhàn)時期愛情詩的影響

“五四”時期“專心致志做情詩”的湖畔四詩人，其愛情詩成就最高的汪靜之，于1979年回憶說：“湖畔詩人把情人看成對等的人，彼此之間是平等關系，詩里只有對情人人格的尊重?！薄皩η槿巳烁竦淖鹬亍?，并不一定就能說明“彼此之間是平等關系”。那時期，汪靜之有一首題為《不能從命》的愛情詩，首節(jié)這樣寫道：“我沒有崇拜，/我沒有信仰，但我拜服妍麗的你！/我把你當作神圣一樣，/求你允我向你歸依?！贝嗽娛杖搿掇サ娘L》。詩中描寫的男子形象，就是一個“謙卑”的單方面的“求乞者”的角色。

“我必須是你身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边@是出自舒婷愛情詩名作《致像樹》的警句。讀者大都耳熟能詳，發(fā)表在1979年《詩刊》第10期的這首詩（寫于1977年3月27日，當時作者25歲），頗為引人注目，好評如潮，至今盛名不衰?！对娍犯敝骶?、編審、詩評家朱先樹說：“舒婷的《致橡樹》，由于所表現(xiàn)的是一種打破尊卑的勇敢，追求人的自我價值平等而受到普遍的歡迎?！敝娫u家謝冕說：“在愛情與婚姻受到嚴重污染的今日，舒婷這首詩否定了愛情的依附關系”，表現(xiàn)了“這詩的主人公”“對于獨立的愛情和生活的渴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詩評家吳思敬還評論道：“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女人被封建的綱常禮教壓在最底層，女性的獨立人格被極大地扭曲，形成了對男人的根深蒂固的依附心理”，“這種心理即使到了現(xiàn)代社會也仍然有強大的市場。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舒婷發(fā)出了振聾發(fā)聵的呼喚”，是“新時期女性人格獨立的宣言”，“這無疑體現(xiàn)了女性意識在新時期的覺醒與張揚”。這些評價是相當高的了。然而，晚了25年才面世的《致橡樹》，其思想藝術境界，并未達到《訴》的水平。

創(chuàng)作于抗戰(zhàn)時期的《訴》一詩，其第二段首節(jié)“‘在地愿為連理枝’/我們用愛纏在一起”，令人想起民間情歌“入山看見藤纏樹/出山看見樹纏藤/樹死藤生纏到死/樹生藤死死也纏”；末節(jié)“‘在天愿作比翼鳥’/我們張開翅膀/向著光明/一齊飛呀飛”，則更令人想起《駕新郎?別友》一詞的結尾：“重比翼，和云翥?！眱烧叨及寻簱P的革命激情和兒女柔情融洽地糾合起來了，給人以渾然一體的深切感受。全詩寫得這樣深入淺出，這樣意境高遠。那即使是較為杰出的詩人，也難以做到。

作為九葉詩派代表性詩人的穆旦，他寫于抗戰(zhàn)時期的9首愛情詩，時代色彩最為淡薄，從字面上看，不能判斷它們是寫于抗戰(zhàn)時期，經現(xiàn)代派詩歌鑒賞行家講解，仍然嗅不到它們的時代氣息。因為詩中用以表現(xiàn)其思想的，是人們大都不習慣的所謂“戲劇化”等現(xiàn)代派手法，讓人感到十分難懂?！澳碌┑摹对姲耸住肥且唤M有著精巧的內在結構，而又具有深厚的哲理內涵的情詩。全詩以‘你’、‘我’和代表命運和客觀世界的‘上帝’三者之間的生息消長的沖突推動著愛情和生命過程的發(fā)展為線索，展開各種矛盾斗爭，并且由此構成張弛有度的內在節(jié)奏和渾然一體的戲劇性情境?！北M管有九葉派詩歌鑒賞行家作出如此解釋，也還讓多數(shù)讀者對原詩感到朦朦朧朧，如墜五里霧中，有人說它們表現(xiàn)了愛情沒有永久性。

總之，抗戰(zhàn)時期的愛情詩，應該在中國新詩中占一席之地，后來的詩評家中，有人說它們哲學內蘊深厚，而藝術性更是高得不得了。其實“詩無達詁”，見仁見智，各自評說去吧。

參考文獻：

1、艾青《和詩歌愛好者談詩――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艾青談詩》，花城出版社，1982。

2、艾青《中國新詩六十年》，《艾青談詩》，花城出版社，1982。

3、謝冕《永不衰老的戀歌――論現(xiàn)代愛情詩》，《中國現(xiàn)代詩人論》，重慶出版社，1986。

4、馮光廉等《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5、馮光廉等《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編后記》、《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

6、馮光廉等《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7、轉引自龍泉明《中國新詩流變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